保卫辩证法——对毛泽东《矛盾论》的批判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捍卫它。经过数十年的英勇斗争，这场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

这场革命是中国人民巨大决心和牺牲精神的结晶，而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共产党官僚逐渐复辟了中国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他晚年领导了一场反对中共“走资派”的斗争，因此，中国国内外许多革命者都理所当然地将1949年革命最初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视为新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

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求索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支持。马克思主义始终首先是一种直面现实、直言不讳的科学理论，因为没有对真理的坚定态度，就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论文《矛盾论》是毛主义者最推崇的文本，也被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证明。但事实是，尽管毛泽东在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因此，有必要对《矛盾论》的缺点进行冷静分析，以便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正确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和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

矛盾是什么意思？

由于毛泽东的文本围绕矛盾问题展开，因此有必要解释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含义。

在日常生活中，变化通常被理解为来自事物外部的、偶然的。这样，社会危机的发生就被理解为仅仅是由于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或外国干涉，而不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

辩证哲学承认，每件事物都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这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由互为条件的对立面组成。黑格尔对辩证法和矛盾的中心性的发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财产和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因此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北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反之亦然。……在对立里，相异者并不是与任何他物相对立，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对立。”（贺麟译《小逻辑》）【1】

矛盾的两极是不可分割并互相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立的两极也是对抗性的——正如债务人只能与债权人相对而存在一样，一极的行为也直接对立作用于另一极。

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2】

换句话说，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法存在。这意味着，他们的相互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永久存在的，是其固有的。

这个过程不能暂停；有存在就有运动，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归根结底就是阶级斗争的运动。但这种对立的斗争并不是无休止地循环往复，而是朝着自身的转变或“否定”方向发展。正如马克思所写：

“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3】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矛盾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是说这种矛盾是不断的、根本的，最终决定了所有其他矛盾。

主要矛盾

毛泽东是如何看对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复述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4】

然后他继续解释每一个特定的事物或过程都有其独特的矛盾或“本质”，这使它区别于其他事物。而这些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如此种种。【5】

在任何“大”或“复杂”的事物中，例如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形态，都有许多过程和矛盾在起作用。这里我们来到了《矛盾论》的关键部分，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6】毛泽东解释说：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7】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8】

1937年，在河北涞源插箭岭长城战斗的中国士兵。//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根据他的说法，当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整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时，民族可以真正团结起来，就好像阶级之间根本没有对抗一样。阶级斗争简单地暂停了、断裂了，或者与大势无关。

毛泽东的根本错误在于，阶级矛盾不是与其他不相关和不太重要的矛盾并存的“主要”矛盾，也不能成为“次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是根本的、始终存在的。正如磁铁没有磁极就不能存在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在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暂停其阶级矛盾。

这种阶级矛盾渗透到社会内部，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其他矛盾。例如，帝国主义战争并非完全出于“民族原因”，与阶级矛盾无关。事实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矛盾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捍卫特定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为国内经济或政治危机寻找出路，为减轻或延缓这些危机寻找新的市场和利润来源，或分散国内工人阶级的注意力。

诚然，帝国主义压迫常常会掩盖社会中的阶级分歧，因为群众会团结在本国资产阶级身后，以此作为自卫的手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经常利用这种民族团结的情绪作为巩固其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帮助统治阶级掩盖阶级矛盾，而是揭露它。

中国也不例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成立的目的正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赢得中国的独立。但历史表明，它在实践中无法做到这一点。当20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革命展开时，它最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反对自己民族的工人阶级。

抗日战争

毫无疑问，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反帝国主义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决定性问题。

在此条件下，共产党提出反对民族压迫的口号，组织解放战争，是绝对正确的，这必然意味着至少暂时地要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敌人。

但是，毛泽东正是从这些正确的前提出发，用主要矛盾论宣称，在抗日斗争中，党应该服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领导，而不是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

中共甚至公开承诺：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9】

本质上，毛泽东主张中共以“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名义在政治和组织上解散自己，就像它在1925-7年革命中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的阶级合作政策源于一个根本的理论错误：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民族压迫是出于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原因，这种压迫并不是平等地落在被压迫国家的所有阶级身上，这是浅显的道理。被压迫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会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消失。

正如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解释的那样：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10】

这完美地描述了中国统治阶级在过去80多年里的行为。自从帝国主义（最初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羞辱、压迫和剥削中国以来，中国统治阶级一般都倾向于与帝国主义进行有利可图的合作，并没有“团结”其他中国人民来反对他们。

如果毛泽东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以预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会集中精力抗日，甚至会为此争取共产党军队的支持。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独裁者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背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继续与中共进行残酷的内战。【11】

1937年之后的事件以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二次统一战线”证明了这一切。尽管蒋介石口头保证会与中共合作抗日，但他从未打算这样做。

在与中共“结盟”抗日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并没有大量进行战斗，而是经常将整个省份拱手让给日本人。到1939年中期，蒋介石已将他最精锐的部队（多达50万）派去封锁中共，而不是与日本作战，因为他认为美国会为他们赢得对日战争。【12】

这导致在1937年，全面入侵的第一年，国民党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损失，并迅速撤退。到1938年，北京、上海、武汉和南京都以最屈辱的方式被日本人占领。首都不得不多次迁徙，最终搬到重庆一隅之地。

为了保护他们在武汉的战时首都，国民党想出了最好的策略，那就是掘开黄河大堤，理想情况下这应该能摧毁日本人进入内陆省份所需的基础设施。黄河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多达8万9千名中国平民立即被淹死，约50万人死于由此引发的饥荒和瘟疫【校注：然而，日军推进的速度并没有显著降低】。

这些可怕的事件体现了中国统治阶级的“爱国主义”：即使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时，他们也以对自己人民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对敌人造成的伤害的方式进行斗争。

中共隐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非常正确地开始在黄泛区招募新兵，并在那里建立了红军的根据地。也就是说，他们隐约承认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矛盾”而“暂时地”降级，而是事实上因为帝国主义入侵而加剧，因为统治阶级被揭露为民族叛徒。尽管中共与蒋介石达成了正式协议，但面对日本这个共同敌人，各阶级的合作并不真正存在。

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另一个论点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将一刀切的概括强加于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他认为：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我们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了解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任何刻苦的研究。”【13】

毛泽东强调“刻苦研究具体事物”，可谓十分讽刺，因为他自己便仅仅停留在抽象断言和机械思维的层面上。毛泽东关于研究事物特殊性的哲学观点只是一个老生常谈——事物在变化，不同情况需要不同的方法。在这个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没有人能真正不同意它，但它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每一个矛盾是不同的，这是对的，但对毛泽东来说，它是自足的——这个矛盾有它自己的解决方案，与另一个矛盾的解决方案不同。人们只需要依次研究每个特定的矛盾，就能找到每个矛盾的独立解决方案，就像在实验室里测试每个病人的血液样本来判断他们感染了何种病毒。

毛泽东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它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因此，它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即与革命的死敌蒋介石绥靖。那些不同意的人，那些把与蒋介石的联盟称为对革命的背叛的人，一定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看不到形势的特殊性。

1945年9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杯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毛泽东强调特殊性的重要性，本质上是试图为与统治阶级妥协的政治路线提供理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一般层面上出现的规律——例如阶级斗争规律或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最终决定了斗争中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和行为。

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解释说，资本主义注定要成为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列宁分析为作为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其基础是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已经超出了民族市场。这意味着经济首先是世界经济，不同国家从属于其中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结果，“人民群众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等单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密不可分。这就是共产国际成立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功传播到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原因。中国革命不是一个有着孤立的矛盾、孤立的时间表和孤立的解决方案的孤立的革命。相反它是国际进程的一部分。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式剥削，摧毁了中国国内经济。它们制造了一支无地农民和赤贫者的大军，进而导致了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旧政权，后者已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依赖西方帝国主义，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而中国工人阶级看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没有需要“刻苦研究”的特殊性。没有一个共产党能指望仅依靠关于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泛泛之谈来领导革命。它必须仔细分析和亲身参与革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提出与国家具体情况和意识相联系的切实口号。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具体的。

要“具体地”理解中国革命，就意味着要在其适当的国际背景下理解它，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特殊”的革命。中国革命的时代最终是世界革命的时代。每个国家都依赖世界经济生存。每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只能被理解为反对这一体系的世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本身就离不开共产国际。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迂腐的理论观点。革命的后续事件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

因为《矛盾论》告诉我们，阶级对抗只是由于外国入侵而暂时不再是主要矛盾，所以当入侵结束时，阶级对抗应该会重新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

他所描绘的情形，恰好符合1945年以后中国的情况。美帝国主义现在是中国的剥削者，但它比日本要温和得多。国民党和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它们从美国获得巨额军事援助以重新发动对中共的战争。因此，根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结论，他必定要接受“内部矛盾（即阶级斗争）的特别尖锐性”这一事实。

然而，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仍与国民党保持休战。在此过程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这个立场的实质便是说中国革命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它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本质上意味着保留资本主义，仅将与日本合作的“官僚资本”和“反动派”的财产国有化。这将是包括资本家阶级在内的中国所有阶级的联盟，以对抗资本家阶级的特定部分。

没有理由相信中共有可能与国民党或中国资本家的任何部分结成稳定的联盟。然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却向国民党的高层提出交易，让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与中共结盟换取中共支持其继续执政。从本质上讲，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及其独立运动缺乏信任。

然而，蒋介石一直拒绝这样的交易。这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的上台正是要代表资产阶级粉碎革命和共产党，在二十年里始终不渝。现在，毛泽东正试图与这些势力结盟。这一立场被事实证伪了。1947年国民党结束停战，内战爆发，最终以1949年中共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中共掌权，大多数资本家跟随蒋介石逃离中国，在台湾建立了美国支持的资本主义独裁政权。无论中共多少次提出结盟，留在中国的资本家始终拒绝与中共合作。在资本家们看来，这是一个与政府交战数十年的共产党，曾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他们永远无法相信这样的党。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国民党则在国际上同坚决反共的美帝国主义蛇鼠一窝。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苏联和美国就朝鲜是否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

这些事件有着客观的和全球的逻辑，它们迫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纲领。中国资本家在朝鲜战争中站在美国和反动派一边，希望后者的胜利也会在中国国内打击中共新政权。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更不能容忍境内资本家对经济的破坏。

中共向左靠拢，将绝大部分经济收归国有，这是对资本家抛弃自己的企业或利用它们来反对中共新政权的回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是如何与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相互作用的，而这些矛盾也不是纯粹在民族基础上，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的。

当然，没收资本家的资产是正确的。关键是，这些事件完全推翻了毛泽东文章中提出的理论方法。中国革命的进程推翻了统治阶级有能力或有兴趣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观念。《矛盾论》中关于殖民地国家阶级合作的可能性和正确性的思想属于全世界斯大林主义的普遍立场。

如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进程进行了公开而彻底的评估，他们本可以纠正《矛盾论》中所包含的重要错误，并为中国国内外的共产党人提供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工具。

然而，毛泽东在1937年提出的错误方法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强化，这在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实施这一策略的地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读《矛盾论》，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推翻了资本主义吗？”，而是“我们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推翻资本主义吗？”过去70年的经验证明我们不能。

官僚主义立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具体矛盾和具体解决的观点，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片面和机械的扭曲。其结果是，通过强调每个国家或特定国家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矛盾，需要单独解决，而且共产党人可以抛弃阶级斗争，毛合理化了机会主义的短视和反复摇摆。

《矛盾论》体现了对历史的主观武断理解。表面上，毛泽东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但实际上，毛泽东完全抛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没有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必然性和矛盾性：

“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14】

这“种种原因”是关键问题，但毛泽东把它留给读者去思考。一个群众党在一两年内从“革命的、有朝气的”变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将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不可能是某个领导人一时兴起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告诉我们的只是国民党变了。它曾经是好的，后来变坏了。我们与它结盟，后来它成了我们的敌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不愿详述。

事实上，毛泽东不想坚持一贯的中国革命理论立场。他想向他的党员兜售一种模糊而狡猾的“辩证法”，以便自己可以或多或少地自由改变立场，否定他以前的立场，并利用眼下的一切机会。

由此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就已经存在官僚体制，在成为执政党后更是雪上加霜。

需要注意的是，当毛泽东写《矛盾论》时，中共在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基础了。尽管中共是作为一个城市工人阶级政党而成立的，但自1928年以来，它一直被孤立在偏远的农村公社中。这不是任何计划或理论的一部分，而是1925-7年革命混乱失败的结果。

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中共被斯大林寄予领导革命厚望的领袖蒋介石背叛了。在1926-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和工人阶级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进攻，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共产党员。

失败是如此的惨重，党对此的反应是如此的混乱（多亏了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没有被反革命杀害的中共党员被迫逃往偏远的农村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政权适应了它周围的条件，本质上变成了一支农民游击队，而不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主义政党。因此，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成为必然，因为在被更强大的政府军包围的情况下，红军的生存需要无情的军事领导，没有时间进行讨论。毛泽东的文章恰恰反映了这些方法。

毛泽东于1944年在陕西进行讲话。//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官僚领导必然具有短视和机械的观点。正是因为它是官僚主义的，它不把群众看作能够自行改变社会的独立力量，它倾向于认为，无论阶级利益和动态如何，从上而下发布命令都会取得成果。它认为它可以通过与其他政党的领导人达成交易来上台，却忘记了这可能会疏远工人阶级和挫伤其士气。

事实上，它并不想要真正的群众民主参与，它不想要具有高度政治理解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员。它没有通过基层讨论和理解来加强自身，也因此它不是通过政治争论、说服和鼓舞，而是通过发布命令来运作。它通过政治操弄、通过让不同派系相互对抗来保持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的主观主义视角由此产生。他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所不知的管理者，对他来说，矛盾可以通过主观因素（即党）的选择来控制。党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党决定（而不是分析）什么解决方案对应什么矛盾，而不考虑起作用的物质过程。

这种方法的实际意义可以在1957年看到，当时毛泽东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为中共执政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冲突开出了一整套现成的处方。在此基础上，党的官僚机构的任务是“确定”他们遇到的每一种冲突的性质，并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方针制定解决方案。

这种极其形式主义、指令性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群众内部的问题，更不用说了解其物质基础了，而只是通过消除对官僚统治的任何威胁，将群众置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

辩证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矛盾论》给出的“解决”矛盾的手册妨碍了教育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提法看似简单，似乎更容易理解，但它们并不能为理解阶级斗争、战争和革命的真正潜在动力提供有用的指导。事实上，它们是有害的。

《矛盾论》中的思想一次又一次被用来为斯大林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合​​作思想辩护。《矛盾论》虽然抨击“教条主义”，但其全部内容都捍卫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即给共产党、工人和农民寻找一个“进步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委身。这确实是一个教条，无论中国自身的历史证据如何，它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毛泽东没有预见到中国革命的真正进程，但斯大林主义者本就从未预见过任何事情。《矛盾论》的实质是这样的：它不是要解释中国革命真正的逻辑，而是要掩饰中共官僚不断变化的需要。

辩证唯物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让我们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过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阶级斗争弄得措手不及，也不会被暂时的趋势吓倒。它教导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当前的状况将如何转变为其对立面：繁荣将变成衰退，政治上的同盟将让位于分裂和危机。

在掌权期间，毛泽东不断进行戏剧性的急转弯。他从试图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并确保中国的完全独立，转到在导致大规模饥荒和死亡后迅速放弃它。他从多年来一直谴责美国帝国主义，转到1972年与尼克松会面以对抗苏联。这些戏剧性的大逆转都是为了确保中共眼下的统治，而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工人民主，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毛泽东无视客观辩证过程，没有认识到社会中真正的矛盾，导致他的行为缺乏远见，后果完全出乎意料。这是中国今天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原因。

讽刺的是，《矛盾论》中关于拒绝“教条”、具体研究事物和接受矛盾变化的含糊其辞，仍然是中国官僚背叛计划经济的有用掩护。每当他们背叛以前的立场，比如走向资本主义时，他们就可以说，“正如毛泽东所说，矛盾及其解决办法是变化的。我们不能搞教条主义”。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将这篇文章视为一项重要理论成就。

因此，共产党人有责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并学会将其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修正主义糟粕区分开来。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紧迫的时代，我们不能承受斯大林主义思想必然带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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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第一部分：《逻辑学》(1830), §1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g 173

[2]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神圣家族”, 《马恩全集》, 第四卷,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g 35

[3] 同上 pg 36

[4] Z D Mao, On Contradiction,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4, pg 11

[5] ibid. pg 17

[6] ibid. pg 31

[7] ibid. pg 32

[8] ibid.

[9] Original available here, our translation and emphasis

[10]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merica, 1921, pg 113

[11] K S Chiang, Soviet Russia in China,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pg 208

[12] L E Eastm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g 570

[13] ibid. pg 16

[14] ibid. pg 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