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帝国主义在喀麦隆犯下的罪行 Share Tweet1955年至1970年间，法国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对喀麦隆的统治，对喀麦隆人民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虽然大多数资产阶级政治家现在（勉强）承认了法帝国主义同期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罪行，但法国统治阶级在喀麦隆犯下的罪行仍被否认或淡化。（原文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45期）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揭示法帝国主义在喀麦隆正式独立（1960年）后仍然控制喀麦隆的手段。无论这些著作的学术作者倾向于得出何种有限的结论，共产主义者都应对此表示欢迎。研究法帝国主义在喀麦隆犯下的罪行、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发起的斗争及其最终的失败，都为今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殖民化喀麦隆最初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19世纪60年代，为了向非洲大陆的内陆地区出口商品，德国公司纷纷在几内亚湾沿岸建立了贸易站。1885年，柏林会议确认了德国对后来被称为“Kamerun”的地区的主权。19世纪的殖民浪潮将亚洲和非洲划分给了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列强，其背后的动机既不是少数渴望权力的军官或政客的征服欲，亦不是想给这些大陆“带来文明”。殖民化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这些地区成为资本输出的对象、原材料的来源以及大国的圈地市场。帝国主义通过残酷地剥削当地人口获取超额利润，同时将新市场置于殖民大都市的直接统治之下，使其能够通过合法垄断——或至少通过高昂的关税——来免受其他列强的竞争。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晚于其竞争对手，因此在这场帝国主义统治的竞赛中姗姗来迟。当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征服自己的殖民地时，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从德国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德国的产品和资本因缺乏销路而日益受到挤压。因此，柏林与以法国和英国为首的殖民国家展开了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8年德国战败后，其为数不多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为了使这种瓜分具有“人道主义”色彩，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赋予了这些殖民地一种特殊地位：“委任统治”的领土。官方说法是，“委任统治国”负责促进土著人民的“发展”，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或自治。实际上，委任统治地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由新殖民者管理。至于国际联盟——列宁所说的“小偷的厨房”——在这个问题上就更无话可说了。德属卡梅伦因此于1919年被瓜分。西北部的两块小领土被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而其余大部分领土则成为法属喀麦隆。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民主权利，被迫从事强制劳动。法国公司完全控制了喀麦隆的经济。棕榈油、香蕉、橡胶、可可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让法国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富裕。他们还在殖民地找到了重要的市场，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法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喀麦隆人民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法兰西的殖民帝国。1940年的战败和纳粹对法国的占领损害了它的威望。此外，“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为赢得殖民地在战争中的支持，承诺给予土著居民新的权利。然而，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些改革的结果却不尽人意。少数享有特权的原住民得以进入巴黎国民议会。但总体而言，情况依然如故。殖民当局对人民进行无情的控制和严厉的镇压。例如，1945年9月，杜阿拉爆发了铁路工人罢工，并很快演变成一场群众运动。近100人在镇压中丧生。罢工者甚至遭到了空中轰炸。就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Marxist Study Circles）在西非的法国殖民地成立。越来越多的青年本土工人聚集在法国工会成员（法国共产党党员）周围，了解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讨论殖民地面临的政治问题。在喀麦隆，教师加斯东·多纳特（Gaston Donnat）组织了一个小圈子，并招进了一些本土公务员。多纳特最终被警察驱逐，但正是在这个圈子里，出现了争取独立的主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喀麦隆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Peoples of Cameroon，UPC）。喀麦隆人民联盟于1948年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壮大，这主要归功于它与喀麦隆工人运动和工会的密切联系：鲁本·乌姆·尼奥贝（Ruben Um Nyobé）是该党的主要领导人。1948年，该党仅有100名党员，1949年达到7000人，1950年达到14000人。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该组织拥有近20000名成员，其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他们被称为“乌佩克主义者”，是坚定的战士，不惜冒着殖民镇压的危险继续斗争。但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他们的正式目标是迫使殖民国家尊重由国际联盟授权，并在1946年得到联合国确认的任务：准备喀麦隆的独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民联盟打算严格遵守法国殖民主义强加的法律框架，以示认真和善意，并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希望联合国做出积极反应。喀麦隆人民联盟声称要超越所有的“意识形态分歧”——即阶级分化。它的理念是团结“所有喀麦隆人”，与殖民主义作斗争。1953年，尼奥贝断言“殖民地人民不能追求某一个党，某一个国家，更不要说某一个个人的政治纲领。殖民地人民理应创造自己的政治，即实现政治解放，摆脱殖民枷锁”。[1]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是喀麦隆人民联盟政治的主要缺陷之一。无论是有助于动员最贫困农民但会激怒传统酋长的土地改革，还是喀麦隆工人对其工厂的控制权，都没有被纳入其纲领中。本土资产阶级喀麦隆人民联盟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是它自己毫无根据地以为联合国真的可以帮助殖民地人民。与当年的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并不独立于社会各阶层或帝国主义大国。因此，喀麦隆人民联盟向该机构提出的申诉只得到了冷漠的回应，或充其量也只是口头抗议。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对联合国作用的幻想是他们拒绝采纳阶级观点的延伸。他们试图“凌驾于”社会阶级之上。不得不说，在当时，这一严重错误与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分子在殖民地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所教导的是一致的。当时的法国共产党理论家伊夫·贝诺（Yves Benot）在1960年对这一错误背后的思想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殖民压迫的存在使得民族斗争中的团结成为首要任务，超越了殖民地国家内部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只要殖民统治还存在，阶级分化的进程就必然会被民族斗争的要求所掩盖和减缓，而独立只会加速这一进程。”[2]换句话说，喀麦隆工人阶级不应该以“民族解放”的名义来领导这场斗争并赋予其社会主义性质，而应该努力“团结所有喀麦隆人”。这一政策直接违背了客观现实。与伊夫·贝诺特的想法相反，土著居民确实是按阶级划分的。例如，为了确保统治，殖民政权依附于所谓的“土著酋长”。这些酋长本应是“传统”的社区领袖，但实际上是由殖民当局挑选出来的。殖民当局承认他们的权威，并将他们变成殖民当局的官方代理人，偏袒那些忠诚的酋长，并替换其余不忠诚的。酋长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因法国的统治而得到加强。此外，那里还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本地工人阶级，包括在杜阿拉和雅温得等大城市建立的少数现代企业的雇员，以及殖民政府中的许多小公务员。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在喀麦隆不仅出现了一个小型商业资产阶级，甚至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雏形。它充当法国资本的中介，并占据了法国国民议会给予喀麦隆的席位。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不一致。本土的小资产阶级完全依附于法帝国主义，根本不想与之决裂。传统的酋长们则对任何土地改革的想法抱有强烈的敌意，因为没有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不可能摆脱贫困。因此，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不仅要与殖民政权抗争，还要与受益于殖民政权的部分土著居民抗争。喀麦隆人民联盟试图将所有这些阶级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而这注定了它的失败。不断革命喀麦隆的情况并非特例。在所有资本主义发展较晚、通过外国资本涌入来从外部引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解决沙皇俄国的类似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05年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理论。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同时受制于帝国主义投资者的利益、大地主的束缚和沙皇国家的依附，它无法真的攻击其中任何一方，也无法将国家拖出极端落后的状态。因此，托洛茨基解释说，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必须赢得农民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夺取政权。然后，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授予民主权利；帝国内被压迫民族的平等的权利；没收土地贵族和教会的资产；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然而，在取得政权后，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开始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只有当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时，这些任务才能得到巩固。1917年，布尔什维克采纳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正是这一视角带来了俄国革命的胜利。然而，苏联的斯大林反革命彻底抛弃了这一观点，并将机会主义、“滞后主义”的殖民地革命方针传染给了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地，斯大林化的共产党将先进工人的手脚捆绑在殖民地所谓的“进步”或“爱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从那时起，对所有遭受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桎梏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争取真正民族解放的斗争无论是在过去和还是现在都与阶级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喀麦隆的历史完美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它提供的是反面教材。猛烈的镇压虽然喀麦隆人民联盟的要求和方法都非常温和，但要求土著和殖民者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简单的民主要求却是对殖民秩序的直接攻击。此外，喀麦隆人民联盟还主张结束法国对非洲的统治，并宣布声援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所有这些都激起了法国政府和殖民者，以及从殖民化中获益并渴望维持现状的土著特权阶层的公开敌意。喀麦隆人民联盟不断受到骚扰。每当该党试图组织公共活动时，其办公场所就会经常遭到突袭，档案被没收，活动分子也会遭到逮捕或殴打。殖民当局还策划了一场针对该党的系统宣传运动。天主教神父们支持这场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和异教”危险的讨伐运动。为了削弱该党，法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建立了与喀麦隆人民联盟对立的本土政党，这些政党继承了该党的独立口号，但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例如，这些政党主张“独立”，但仅限于“法兰西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帝国的新官方伪装）之内。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这些傀儡政党通过塞满票箱赢得了所有选举。殖民地公务员居伊·乔治（Guy Georgy）在他的回忆录中吹嘘说，是他开启了喀麦隆未来总统艾哈迈杜·阿希乔（Ahmadou Ahidjo）的政治生涯：“是我让他当选为领土议会代表。我们几乎是直接往投票箱里塞选票来让他得票”。[3]这种对民主的嘲弄对殖民国家来说更加有用，因为这让他们能够拥有所谓的喀麦隆人民的“民选代表”，并将他们用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炫耀。在这种情况下，喀麦隆人民联盟变得更加激进，并于1955年要求喀麦隆脱离法兰西联盟，立即独立。1955年5月底，当喀麦隆人民联盟的示威活动再次被殖民当局禁止后，许多城镇爆发了骚乱，并遭到了残酷镇压。殖民当局以此为借口，对喀麦隆人民联盟发动了一场恶毒的恐怖活动。在全国各地，喀麦隆人民联盟的办事处遭到洗劫和纵火。当局还动员了亲法的土著酋长，他们组建民兵屠杀乌佩克主义者。1955年7月，喀麦隆人民联盟被正式取缔，躲过逮捕和暗杀的喀麦隆人民联盟活动家和领导人转入地下。这预示着一场发生在暗处的殖民战争的开始。殖民战争尽管1954年底爆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经常出现在法国资产阶级报刊的版面上，但乌佩克游击队遭到的镇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然而，镇压的规模是巨大的。乌佩克抵抗运动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但却因为没有物质支持和现代化武器而遭到法国军队和警察及其喀麦隆辅助部队的无情追捕。在印度支那（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有着类似的情形，镇压部队以平民为目标，并建立在剥夺叛乱分子的基础之上。整个村庄都“流离失所”，即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直接经济利益也没有被忽视：这些流离失所者有时被迫为法国公司工作。酷刑和就地处决成了家常便饭，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公开展示尸体。鲁本·乌姆·尼奥贝在1958年被法国军队杀害后，法国军队在他的家乡展示了他的尸体。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该国西部，整个村庄都遭到法国军队及其辅助部队的屠杀。镇压甚至延伸到了喀麦隆境外：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之一费利克斯·穆米埃在日内瓦被法国特务暗杀。总之，镇压至少造成数万人死亡，甚至可能多达20万人，伤者不计其数。尽管遭到无情镇压，喀麦隆人民联盟的叛军依旧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直到1970年，即喀麦隆正式获得“独立”的十年后，最后一批喀麦隆人民联盟战士才被“清算”。独立的幌子在独立问题上，法帝国主义从1958年起改变了做法。面对越来越多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帝国主义选择用间接统治取代直接殖民控制。这个想法很简单：把非洲殖民地变成形式上独立、但实际上由亲法者统治的小国。在“合作”和“援助”的幌子下，它们的经济、国防和外交政策将受到法国的直接控制。这一政策早在1956年就以“领土自治”的名义提出，先后经历了几种形式，最终在1960年达到顶峰。14个法国在非洲的领土正式成为独立国家，但其中绝大多数仍然完全依赖法帝国主义。法国“顾问”负责制定预算、管理军队和监督行政。它们的货币由法兰西银行在巴黎印制。秘密防务协议允许法国随时进行军事干预。从1960年到1990年，法国军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了近20次军事干预。当然，新政权对法国公司呵护有加，而法国公司则收取贿赂——其中一些贿赂最终落入了法国政客的腰包。这就是所谓的“法兰西非洲”的开端。喀麦隆就是这14个正式独立的国家之一。1960年，亲法政客艾哈迈杜·阿希乔建立了残暴的独裁统治。在法国顾问的指导下，警察和军队追捕反对者，首先是幸存的乌佩克主义者。由于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主要目标——独立——已经正式实现，而他们又提不出任何超出这一目标的前景，他们的处境便变得愈发艰难。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纲领来动员工人和贫苦农民反对法国公司和大地主的统治，这场运动在国家的打击下逐渐消失。与此同时，1961年，法帝国主义成功地控制了前英国殖民地的部分地区。在“民族团结”的幌子下，半个英属喀麦隆在“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的幌子下被吞并。不到十年后，讲英语的少数民族的大部分民族权利被废除，前英属喀麦隆的自治权也被取消。我们的立场喀麦隆“被遗忘”的战争的教训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法帝国主义对其前殖民地的统治在整个非洲都受到了挑战。但法国势力在喀麦隆依然存在。法国公司仍在继续掠夺喀麦隆的财富。帝国主义统治的后果显而易见。虽然喀麦隆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石油、钴、铁、铀等），但仍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4%的人口无法获得饮用水，近65%的人口就业不足（失业或从事不稳定的临时工作）。阿希乔在1960年建立的恐怖政权并没有随着他在1982年的离任而消失。接替他的保罗·比亚（Paul Biya）维持了恐怖政权的精神（就算不是以相同的形式）。他执政40多年，2018年在大肆操纵的选举中赢得了70%以上的选票后“再次当选”。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向比亚送上 "对他成功的最良好祝愿"。就在这一善意的信息发出的几个月前，比亚政权发动了一场针对该国英语区居民的内战，这场内战至今仍在肆虐。因此，问题依然存在：喀麦隆如何才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喀麦隆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腐败不堪。 它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更不用说推翻帝国主义了。它基本上靠外国公司的补贴和对公共预算的掠夺为生。它没有能力认真反对比亚政权或其帝国主义保护者。他们是该政权的一部分，靠帝国主义掠夺喀麦隆资源的残羹剩饭为生。这一事实映照了资产阶级或改革派反对党的性质，他们无法想象喀麦隆在帝国主义统治之外的未来。保罗·比亚长期而凶残的独裁统治令得喀麦隆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士气低落。因此，他们的讨论变成了从巴黎解放出来的喀麦隆是否更应该接受中国或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统治。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中国帝国主义确实在试图将法国帝国主义从其在中非的历史地位上赶下台，并且正在取得成功。2021年6月，法国驻喀麦隆大使抱怨说：“法国公司在喀麦隆的市场份额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40%降至如今的10%，因为中国几乎主导了喀麦隆所有的基础设施合同。”但这与反帝斗争毫无关系。中国企业与法国企业一样无情地剥削着非洲工人，当中国向非洲政府贷款时，也是为了建设基础设施，帮助其帝国主义剥削非洲大陆。仅仅是用莫斯科或北京取代巴黎，喀麦隆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不会有丝毫改善。今天，与独立前一样，喀麦隆人民的唯一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喀麦隆工人阶级仍然是唯一能够独立组织起来、团结所有被剥削人民并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社会力量。但前提是它必须先自行组织成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共产党。这一观点与整个几内亚湾，特别是拥有该地区最强大工人阶级的尼日利亚的革命的发展密不可分。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动摇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统治。随着革命情绪席卷非洲大陆，非洲的旧秩序正在日渐崩塌。新一代共产党人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直面历史提出的任务：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根除匮乏，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解放。“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marx.cn@protonmail.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R Um Nyobé, “Déclaration à la presse française”, in A Sighoko Fossi, Discours politiques, L’Harmattan, 2007, pg 183, our translation[2] Y Benot, “L’Afrique en mouvement: La Guinée à l’heure du plan”, La pensée, no. 94, November-December 1960, our translation[3] T Deltombe, M Domergue, J Tatsita, Kamerun!, La Découverte, 2011, pg 116, our trans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