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者和独裁者：什么是波拿巴主义？ Share Tweet资本主义不断加深的危机正在全世界造成巨大的政治动荡。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 政府数量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铁腕”政治崛起的讨论。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本文中，本·格里尼基（Ben Gliniecki）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概念，以回答这个问题，并为阶级斗争对当今政治的影响提供一个视角。[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该文同时发表于2023年八月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季刊，点击这里阅读全部文章）今天，资产阶级评论家们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是所谓“强人”领导者的崛起。据说，近年来“民主的衰退”正在产生越来越多威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独裁者。这让统治阶级中“负责任”的一派非常担心。去年，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出版了一本题为《强人时代：对领导人的崇拜如何威胁着世界各地的民主》的著作，为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敲响了警钟。在他的书中，拉赫曼将一长串的领导人归入“强人”类别，其包括：普京（俄国）、埃尔多安（土耳其）、习近平（中国）、莫迪（印度）、欧尔班（匈牙利）、约翰逊（英国）、特朗普（美国）、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沙特阿拉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博索纳罗（巴西）、奥夫拉多尔（墨西哥）和阿比·艾哈迈德（埃塞俄比亚）。拉赫曼的分析集中在列举入选者表面上的共同点：民族主义观点、对“全球精英”的排斥、个人崇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以及贪腐倾向等等。然而他却避谈产生这些政权的基本过程。拉赫曼以俄罗斯的普京政权为例来申论这种政权是如何立足于腐败和民族主义之上的。但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腐败和民族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政权中。俄罗斯的腐败和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产生了普京政权，仍然没有得到解释。相反，拉赫曼提供的是孤立的、个别“强人”领导人的表皮样貌，这使他的“政治” 本质上成为个人特征和奇思妙想的产物。这不仅掩盖了普京等政权与特朗普等所谓“民粹主义”政府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如果我们跟随拉赫曼的错误，那我们也会完全失去正确预期未来发展的能力。拉赫曼缺乏对每个社会和全球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分析。任何试图理解一个国家及其政治特征，但不评估某一特定时期阶级斗争的节奏和强弱的尝试，都会导致肤浅的结论。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研究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发展，它的轨迹，以及它带来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定义我们现在所处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的，既不是专业媒体的舆论导向专家，也不是贿赂到正确的人的总统。它们只能被理解为阶级斗争中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在他的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分析了另一个“强人”拿破仑三世的崛起。他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在今天也仍然是分析国家性质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样用于对所谓“强人”的观察。 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Wellred Books (@wellred_books)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我们对一个特定政权的性质下结论前，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独裁专制，我们都需要了解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由特定的统治阶级所拥有和运作的。例如，现代国家与资产阶级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和政府之间有一扇臭名昭著的旋转门，确保部长和公务员在政府监管者和他们应该监管的公司之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企业利用威胁和贿赂，迫使政府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行事。法院、监狱、警察和军队被用来维护富人的私产，而穷人住房和饮食的权利如果不是被忽视，就是后者自己通过阶级斗争争取的。政府部长、高级公务员、法官、将军、警察局长和其他国家职能部门的职员通常来自于以资本主义的阶级观念培养和教育的狭窄社会阶层。在英国，65%的高级公务员曾就读于精英和专属的私立学校，65%的高级法官、70%的将军和65%的政府高级部长也是如此。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图片来源：James Bourne国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事实上，自从大约5000年前国家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它就一直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自从社会被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管理他们之间的冲突，否则社会就会被撕裂。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然而，国家远不是竞争阶级之间的中立仲裁者，它是社会中主导阶级手中的工具，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财产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当局可以合法垄断警察、军队和监狱使用暴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4]为了成功地维护财产关系，对抗阶级斗争，并证明其对暴力的垄断是合理的，国家必须显得高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社会。它必须用威严和神秘主义来掩盖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角色。欧洲的封建君主声称他们的统治是神圣的，是奉上帝的意志选择和引导的。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国家”用“投票”、“人权”和“法治”的词语来掩饰自己。这些“民主”的外衣有利于资产阶级。首先，它们允许整个资产阶级通过他们在议会、大众媒体、司法机构、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和武装部队中雇佣的代表，对国家的基本机关实施控制。2022年英国特拉斯政府的短暂任期清楚地表明了这点。市场对特拉斯政策的反应，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资本主义机构的尖锐批评，迫使她在就任44天后就下台。只要试问特拉斯是否能将批评她的统治阶级关进监狱作为回应，就足以展示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家之间的真正关系。但除此之外，资产阶级“民主”也给选民带来了幻觉，他们可以把个人和政党投进和投出政权，但同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它增加了一个神话，即国家是中立的，站在社会中各阶级的争斗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下最有效的国家类型是民主共和国。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5]暴力的垄断和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对于它作为统治阶级武器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在某些条件下，这些东西可以拥有独立活动的能力。恩格斯解释说：“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6]就像“巫师的学徒”一样，统治阶级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国家机器已经发展出它不再能够控制的力量。资产阶级在 1789 年号召群众参加斗争，但在推翻君主制之后，却无法果断地控制局势。//图片来源：公共领域例如，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并立即将媒体大亨、银行老板和房地产大亨古辛斯基（Gusinsky）监禁和流放，因为后者拥有的媒体对普京持批评态度。普京随后对石油大亨、俄罗斯首富和政治对手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下手。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其财富和资产被没收。乍看之下，普京不是俄罗斯统治阶级的仆人，而是他们的主宰。这种以“伟大领袖” 为首的国家机器将自己置于社会其他部分之上的现象，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作为所谓统治阶级的仆人，国家已经不是第一次反过来对付它以前的一些主人了。这种现象的典型是拿破仑·波拿巴本人。拿破仑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上台的。确切地说，他是在大革命的退潮期上台的。从1789年开始，资产阶级、巴黎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法国农民的联盟终结了君主制，把土地给了农民，并向欧洲封建社会宣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路。革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对试图恢复君主制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雅各宾式的恐怖。然而，巴黎群众被他们的成功所鼓舞，开始走得更远。他们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奉为圭臬，开始采取措施反对私产制。这是革命的最高点，但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反感。比起巴黎的“暴民”，后者的人数更多，开始将钟摆摆向另一边。首先，罗伯斯庇尔和公共安全委员会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督政府，它对最革命的分子实施了新的“白色”恐怖，要求恢复“秩序”，他们所指的是新建立的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在1789年号召群众进行斗争，但在推翻了君主制之后，却不能果断地控制局势。斗争陷入僵局，暴力成为决定性因素。在保皇党人的阴谋和起义（如西部的舒昂党人）以及雅各宾派在巴黎复活的威胁之间，资产阶级渴望“稳定的政府”和一劳永逸地结束“无政府状态”。此时的拿破仑，刚刚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并获得了主要来自农民的军队的忠诚，他是许多人一直在寻找的救世主。督政府主要成员西耶斯神父（Abbé de Sieyès），警察部长约瑟夫·福谢（Joseph Fouché）和外交部长查尔斯-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遂邀请拿破仑在共和国建国后第八年（1799年11月9日）利用军队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一上台，波拿巴就在陷入僵局的各阶级之间取得平衡。对资产阶级，他承诺建立秩序，结束暴乱和革命。对士兵和群众，他承诺将革命从君主主义的阴谋中拯救出来。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和他的暴力机器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之上。尽管拿破仑蛊惑人心的伎俩经常是自相矛盾和委婉的，因为他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愿望，但他还是捍卫了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私有财产制度。在这点上，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支持基础是农民，他们组成了军队的主体。他们对巴黎半无产者的诉求没有兴趣，只想保留自己在反对君主制的革命中获得的土地私有权。随着经济的发展，拿破仑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能够让群众保持沉默。他对于革命说一套做一套，同时清算了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他只保留了已经取代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新经济基础。拿破仑捍卫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私有财产制度。//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在确保了自身地位后，他依靠蛮力维持统治。他建立了一个间谍网络，重新开放了君主主义的监狱，审查了新闻，恢复了教会，并开始了军事冒险和海外掠夺。他用剑进行统治，到1804年，他自己加冕为皇帝。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既成事实提出的，然后经过“ 公民投票”进行表决，没有讨论的自由，也没有提出替代方案。这些都没有根本上改变革命后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征。他并没有使革命的主要成果倒退，如废除封建财产和重新分配土地。拿破仑改变的是政权的政治特征，它变成了一个独裁政权，而不是一个民主政权，其庞大的国家机器由资产阶级和群众共同花钱养活。这是典型的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将其定义为“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高于社会的官僚-警察政府”[7]，将自己乔装为国家的“公正仲裁者”。然后，强人通过赤裸裸的武力进行统治，使每个人都屈服于他的行政权力，而不改变政权的基本阶级特征。由于政权在各阶级之间取得了平衡，所以其常常对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或其某些部分以及群众使用暴力。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几乎完全遵循了他叔叔的榜样，在1851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并于第二年自立为皇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解释了在1848年革命后对群众的镇压中，资产阶级如何被迫解散国家的所有民主机关，以避免它们被社会民主党的“红军” 占领。同时，资产阶级把越来越多的权力赋予了以波拿巴总统为首的国家行政机构，正如马克思所说，波拿巴最终是“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8]。那些醉醺醺的士兵杀死了数百名抗议路易· 波拿巴政变的工人，并逮捕了数万人，同时对新闻界实行了严厉的审查制度。暴力和镇压不仅是针对工人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 “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9]针对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暴力和波拿巴手下进行的掠夺从未威胁到社会的基本资产阶级性质。私有财产关系始终得到维持。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不一定能免受刀剑统治的影响，但如果路易·波拿巴能“维持秩序”和结束1848年后的革命动荡时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乐于容忍他的掠夺行为的。普京的俄罗斯无论是拿破仑的还是他侄子的政权，都不能作为一个不变的蓝图。当马克思主义者将政权描述为“波拿巴主义”时，我们在谈论其与拿破仑政权的类比。例如，拿破仑·波拿巴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远非一摸一样。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于俄罗斯内的重建是对俄罗斯群众的巨大打击。它激起了新兴俄罗斯资产阶级的黑帮狂欢。国有资产被变卖，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在总统叶利钦的领导下，资产阶级的堕落和工人阶级的苦难蕴含着着引发群众不满情绪涌上心头的风险，就像它多次出现的那样。作为回应，“民主”的叶利钦政权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措施，甚至在1993年炮击俄罗斯国会，当时代表们还在里面。这种方法通常会被自由主义评论家认为是相当“专制”的，但有趣的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报刊都称赞叶利钦是一个勇敢的领袖和民主的捍卫者。原因很简单：叶利钦发动的镇压远远不是对所有阶级的暴力统治，他只是资产阶级寡头手中的一把剑，尽管是在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下。随着危机的持续，不仅是叶利钦，整个统治机构在群众眼中都变得彻底可恨。1996年至1998年，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浪潮席卷全国，表达了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激进反对。但这场运动的巨大潜力被所谓的共产党领导人埋没了。工人推翻政权的失败并没有结束困扰俄罗斯社会的危机和不稳定。在这种绝望下，法律和秩序开始瓦解，绑架和谋杀富商的行为比比皆是。这让新形成的，通过掠夺国有财产而腰缠万贯的新资本主义“寡头”阶层感到恐惧。因此某种“仲裁人”就变得必要；一个既能保护寡头的财产，又不与美帝国主义和国家中猖獗的腐败密切联系的人。普京，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和完美的官僚，就是这个人。他起初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他是由寡头集团内的一个分支挑选出来的，呈现给人民用来展示与过去的决裂。“民主”的叶利钦政权采取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措施，甚至炮轰俄罗斯国会。//图片来源：公共领域普京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台，并向寡头们承诺，只要他们支持他，他就会保护他们的财富。同时，对于某些作为普京政敌的俄罗斯资本家，他通过指控其腐败来对某些俄罗斯资本家进行公开打击，同时摆出一副 “人民之友”的姿态。他在争斗的阶级之间取得平衡，对这两个阶级作出承诺和蛊惑人心的呼吁，同时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和安全机构，使其凌驾于社会之上，对所有阶级一视同仁地发号施令。由于竞争阶级的相互消耗，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资产阶级很弱，没有能力直接进行统治，而群众也没有能力夺取政权。这种局面的形成的过程与拿破仑的法国不同，原因也不同，但各阶级之间僵局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必须找到摆脱危机的方法，而当它不能通过一个或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找到时，它将由组成国家的“特殊武装机构”找到，并由一个“强人”领导。2000年普京当选后不久，俄罗斯《生意人报》（Kommersant）刊登了一份泄露的文件，这是一份加强俄罗斯国家机器的蓝图，以促进普京的统治。这份名为“第六次修订案”的文件提出了扩大联邦安全局（FSB）的职能、削减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利用国家监视和卧底特工操纵选举结果的计划。国家机器在普京的领导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图片来源：俄罗斯总统信息和新闻办公室这为普京的俄罗斯在过去20年内的统治定下了基调。他的政治对手被逮捕，甚至被杀害。他操纵选举，践踏俄罗斯宪法。在普京的领导下，国家机器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为他巩固了对权力的控制。国家保护着俄罗斯的资产阶级，但同时又不在其控制之下。这就是普京的政权成为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原因。特朗普，约翰逊，和博索纳罗但是，拉赫曼列举的其他一些政权却不能与拿破仑政权做同样的类比。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和雅伊尔· 博索纳罗的上台并不来自于阶级斗争中双双疲惫的僵局。美国、英国和巴西当然没有经历过如1789年的法国革命或1990年代初俄罗斯资本主义重建那样程度的阶级斗争大地震。事实上，在这三个国家的选举时，工人阶级才刚刚站起来，施展拳脚，准备战斗。以美国为例，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后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众运动之一，而且发生在特朗普的任期内。2020年5月26日至8月22日，在全国2240多个地方爆发了超过7750次与BLM有关的示威活动。运动的力量使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投票决定完全解散自己的警察部门。同样，在巴西，数百万工人于2019年6月14日举行了罢工，反对博索纳罗政府对养老金和教育的攻击。全国380个城市都发生了示威活动。博索纳罗试图召集反示威活动，但在主要城市的参与人数不超过2万人。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远没有陷入僵局，反而是刚刚开始升温。因此，把特朗普、约翰逊或博索纳罗与普京相提并论，是对这些国家阶级斗争正在经历的阶段的严重误诊。诚然，作为个人，特朗普、约翰逊和博索纳罗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各自统治阶级的控制。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这三个人却试图哗众取宠。在他们的“反建制”言论中，有一些在阶级之间取得平衡的因素。但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只是公式的一小部分。即使特朗普、约翰逊或博索纳罗希望真正成为波拿巴式领导人，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如此行动。这取决于社会中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正通过哪个阶段。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国家机器，特别是构成其核心的武装机构，仍然牢牢地处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下，而不是白宫、唐宁街或晨曦宫里那些不可靠的特立独行者。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休闭了英国国会。他绕过了民主程序，以强行通过英国脱欧立法，这一决定随后被最高法院推翻了。同样，博索纳罗在他的政府里塞满了军事人物，包括现役将军和其他军事指挥官。他威胁说，军方将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自行计票，因为据称司法部门和选举法院存在偏见。与此同时，特朗普骚扰他不喜欢的记者，包括吊销他们的记者证，并呼吁推翻美国宪法。与博索纳罗一样，他也被指控试图操纵选举结果。显然，这些人物都不是经典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客。博索纳罗用暧昧的怀旧眼光看待巴西的军事独裁，而特朗普则公开欣赏普京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然而，一个人并不能构成一整个政权。尽管他们蔑视资产阶级民主规范，但约翰逊、特朗普和博索纳罗都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统治的。他们的政权都不能被定性为依靠枪炮统治。当路易·波拿巴面临着通过宪法手段失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职位的前景时，他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因为他同时获得了参谋长和大多数士兵的忠诚。另一方面，博索纳罗和特朗普在面临类似问题时，鼓动支持者组装武装暴徒，然后试图冲进政府大楼。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被国家武装力量迅速而果断地粉碎了，而国家武装力量仍然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着。这些“政变企图”的无能性表明，无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多想依靠有组织的暴力来支持他们，都是不可能的。在特朗普的特殊冒险中，他甚至没有想到他的暴徒支持者会进入国会大厦。从“叛乱者”们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里游荡、抢夺自动售货机和自拍的方式来看，他们自己之前也没有计划如此的行为。将一个政权定性为波拿巴主义，就是将其视为独裁政权，其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这显然不适用于特朗普、博索纳罗或约翰逊的政权。他们在执政时也没有任何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权。其原因恰恰是拉赫曼没有注意到的，或故意忽略的：这些国家的阶级力量平衡。今日波拿巴主义的前景拉赫曼说，我们正处于“强人时代”，并描绘了一幅灾难性的画面：一个又一个国家沦为波拿巴主义领导人的受害者，他们威胁要永远扼杀自由民主。这是许多所谓的左派评论员所转述的一个观点。但是，简单地宣布每一个不喜欢的政府都是“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是非常不准确和懒惰的。此外，这导致了一种手忙脚乱的悲观主义，这是那些不了解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力量的“领袖”的典型表现。这种悲观主义和懒惰思绪无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政权，而不了解它们，我们就没有机会推翻它们。 就特朗普的这次冒险举动而言，说不定他就没有预料他的支持者们会到达国会大厦。//图片来源：Tyler Merbler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当前时代的特征是一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期，其特点是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愈演愈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2022年10月说，以遵守全球规则、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为特征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任何国家都可以更容易、更经常地被抛离轨道’的新秩序。她还大大地补充道：“我们正在经历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一个相对可预测的世界......到一个更加脆弱的世界——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高的经济波动性、地缘政治对抗，以及更频繁和破坏性的自然灾害。” [10]这场深远的危机在社会各个层面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由于群众中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和统治阶级本身出现的分裂，民主政权正在进入危机。正是这些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威权主义”，解释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政府的出现，如约翰逊和特朗普的政府。它们所显示的不是社会不可避免地堕入波拿巴主义的统治，而是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衰弱。同时，这场危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激起了阶级斗争的急剧加剧。而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工人阶级没有被击败，并准备好了战斗。即使在根深蒂固的波拿巴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伊朗，这些领袖也不是新强加于被打倒的工人阶级的独裁者。相反，伊朗政权源于1979年革命的失败，而工人阶级显然已经从中恢复过来。2022年底，由道德警察谋杀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所引发的群众运动震动了伊朗政权的根基。而这只是自2018年以来在反动波拿巴主义者脚下以越来越大的力量爆炸的一排地震中的最新一炸。在俄罗斯，普京的声望被2015年以来持续的经济危机所动摇，以至于该政权最终停止公布支持率民调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加强了镇压措施，并利用乌克兰战争将民众团结在他周围。这些都不是一个稳定统治着一个疲惫的工人阶级的政权的表现。相反，这些迹象表明，政权的基础正在被日益严重的不稳定所破坏，预计在不远的将来，阶级斗争会更加激烈。习近平在中国的集权，也恰恰表达了中共政权基础的不稳定，它不再相信可以用过去的方法进行统治。在每个国家，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不是“强人”的可怕力量，而是工人阶级它那软弱和怯懦的领导。在任何地方，面对群众的愤怒，统治阶级都试图加强其镇压手段。这表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必须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今天，地球上的每个政权都不如过去安全。但至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对任何朝向刀剑统治的举动都极为警惕，这将在工人群众中激起巨大的反弹。如果有的话，它将使革命更有可能发生，而不是更少，资产阶级最清醒的代表知道这一点。然而这不代表我们应该自满。在一边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危机，另一边是工人阶级缺乏革命领导的条件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如果统治阶级由于危机而不能稳定其统治，而工人又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手段夺取政权和解决危机，那么行政部门就有可能开始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让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托洛茨基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战时政权，并以这种方式描述了它们的特点。他解释说，1934年在“国家团结政府”领导下上台并开始在议会控制外进行统治法国的杜梅格政府是波拿巴主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 由于反革命阵营攻击和革命阵营之间的暂时相互抵消，权力的轴心已经提升到了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 [11]但是，拿破仑的政权是建立在各阶级相互耗尽的基础上的，而杜梅格内阁期间 “暂时互相抵消”所达成的平衡则是建立在深刻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对革命的预期上。事实上，在大罢工的喧嚣和内战的威胁中，该政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汹涌风暴在九个月内将其淹没。稳定政权的崛起，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波拿巴，未来都不会发生。相反，不稳定和危机才是各地的前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第四政体资料集（Polity IV）内所谓的‘无体制政体’国家(anocracies)——即不连贯、不稳定和无效的政府——的数量在增加。无体制政体国家的数量已经从1984年的21个和1989年的39个上升到2016年的49个。”[12]当阶级斗争达到平衡时，波拿巴主义政权通过在主要竞争阶级之间进行平衡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在未来的时期，任何平衡都可能是极其不稳定的。就阶级斗争的风暴和压力所产生的具有波拿巴主义特征的政权而言，这些政权可能是短命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只要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还没有在战斗中衡量自己的力量，波拿巴主义就不可能达到稳定。” [13]还应该强调的是，在1930年代，即使像法国和德国这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大量的农民。今天，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阶级力量的平衡更坚定地向着工人阶级倾斜。由于许多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地球上的工人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人口的56%——44亿人——目前生活在城市，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拿破仑政权赖以生存的反动和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削去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民已经被彻底消灭。这将使建立哪怕是相对不稳定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变得更加困难，这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漫长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将有多次机会夺取政权。如何对抗波拿巴主义尽管如此，想要与任何和专制倾向作斗争是许多工人和青年的健康本能。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如何能够捍卫他们过去赢来的民主权利。有一些所谓的“左派”期待着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以获得保护。自由主义者，例如吉迪恩·拉赫曼，不喜欢剑走偏锋的统治，或者说他们是这样声称的。他们更喜欢自由民主体制，认为这是捍卫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最佳方式。因此，左派的一些组织和评论员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形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像特朗普、博索纳罗、约翰逊等人的“独裁”甚至“法西斯” 倾向。希望与一切专制倾向作斗争是许多工人和年轻人的健康本能。//图片来源：Rosa Pineda但恰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统治催生了这些民粹主义政府。正是自由主义者实施了紧缩政策并通过了反工会法案。此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当迫不得已时，面对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会与一个承诺维护资本主义而不是将权力交给工人的独裁者碰运气。例如，热爱自由的《经济学人》杂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支持在智利建立邪恶的皮诺切特独裁政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解释了这一点。他展示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时，如何打着“恢复社会秩序”的名义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路易·波拿巴。作为结论他写道：“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 [14]这告诉我们，自由民主制是无法对抗波拿巴主义的。当阶级斗争处于抽搐的脆弱平衡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用工人阶级的力量解决这种平衡。通过打破平衡状态，我们能过防止任何企图利用剑的力量将自己提升到阶级斗争之上的波拿巴主义者获得权力。这就是1917年2月至10月间俄国的发展。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后上台的克伦斯基政权，正试图成为一个波拿巴主义政权。工人们在行动，但在2月，他们在苏维埃中有软弱的领导人，不愿意让工人阶级进一步掌握权力。在另一边，资产阶级太软弱，无法自己掌握权力。克伦斯基向阶级斗争的双方承诺，在他们之间进行周旋，并试图依靠军队。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信他的假话，也没有像孟什维克那样期待自由派的领导，而是确立了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概括为口号：“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列宁解释道，当时：“克伦斯基内阁无疑是波拿巴主义已迈出头几步的内阁。”。他还说， “庸人的立宪幻想是很愚蠢的”。相反，他认为我们应“在广泛的政治范围内开始进行一场严肃而顽强的打倒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一场以深刻的阶级利益为依据的斗争。” [15]正是这种明确独立的无产阶级路线使天平向工人倾斜，并阻止了克伦斯基或任何其他可能的独裁者建立波拿巴主义政权。波拿巴主义只能被工人阶级争取权力的独立斗争有效打击，而不是阶级合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苏丹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告。这是给各地工人的一个教训。例如，在俄罗斯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哀嚎着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也不主张阶级合作主义，因为这将使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保持一致。我们主张对这些政权进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方法和力量。在波拿巴主义政权下，这种斗争很可能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要求，但我们强调，这些要求和口号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实现。这种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建立革命政党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责任是制定这种政策，并以革命党的形式建立一个政策的载体，将其带入工人运动。只有这样，我们反对波拿巴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斗争才会成功。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注释[1]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 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3] 同上[4]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5]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2.htm[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7] L Trotsky, “Before the decis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athfinder Press, 2019, pg 443-444[8]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七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7.htm[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10]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2/10/06/sp-2022-annu-al-meetings-curtain-raiser[11] 托洛茨基，“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https://www.marxist.com/trot-sky-bonapartism-and-fascism-cn-sim-plified.htm[12] M Wolf,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23, pg 42[13] L Trotsky, “Before the decis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athfinder Press, 2019, pg 444[1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6.htm[15]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2卷，“波拿巴主义的开始”，https://www.marxists. org/chinese/lenin-cworks/32/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