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50年后——革命将走向何方？ Share Tweet在本文中，荷黑·马丁探讨了古巴革命如何从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步，最终被迫转向反对资本主义以实现其目标，这有力地印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还分析了革命初期古巴内部的矛盾倾向。他进一步论述了古巴如何抵制像苏联和中国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压力，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然而，如今古巴内部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采纳所谓的“中国模式”，即最终导致古巴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与此同时，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并寻求在古巴岛上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12月31日，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在哥伦比亚军营与少数朋友共庆新年。他们排演了一出事先准备好的戏：尤洛吉奥·坎蒂略（Eulogio Cantillo）将军代表武装部队，要求巴蒂斯塔辞职，“以便重建国家亟需的和平”。随后，巴蒂斯塔任命坎蒂略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巴蒂斯塔政权已是苟延残喘，试图通过这种伪装来维护古巴的安全，使其继续为美国及其在当地的走狗所效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1952年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在与巴蒂斯塔进行了三年游击战后，726运动（M-26J）即将夺取政权。这场游击战始于1956年12月2日古巴东部的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走狗的伎俩昭然若揭：他们要让巴蒂斯塔安全离开该国，扶植坎蒂略领导的军政府；表面上做出改变，实则一切照旧。最重要的是，美国帝国主义想要维护其在岛上的利益，而这需要更换领导人。726运动随即号召举行总罢工。1959 年 1 月 1 日凌晨，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叛军电台”（Radio Rebelde）发表的讲话清晰而有力：“革命可以，军事政变不行！窃取人民的胜利只会延长战争！（……）共和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必须保持警惕，收听叛乱电台，并在所有工作场所紧急做好总罢工的准备，一旦接到命令，罢工将立即开始，如有必要，以应对任何反革命政变的企图。”几分钟后，革命总罢工的号召广播开通。在哈瓦那，民众走上街头，庆祝他们憎恨的独裁者逃亡，并与在王子城堡监狱发动兵变的革命者一起，占领了城中的重要地点，包括政府大楼、警察局等等。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游击队指挥官当时仍在距离首都较远的拉斯维利亚斯，但独裁政权的机器如同纸牌屋般摇摇欲坠，其爪牙们正拼命逃窜。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游击队员的那些日子当天结束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向民众发表讲话。此前，驻扎在该市的军队已经投降，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 Urrutia）领导的新政府宣誓就职。1月2日，切·格瓦拉和西恩富戈斯凯旋进入哈瓦那，坎蒂略军政府垮台。总罢工从1月1日持续到4日，确保了革命的胜利，并最终瓦解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腐败机器。1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抵达首都，乌鲁蒂亚新政府上台执政，何塞·米罗·卡多纳出任总理。革命取得了胜利。不到三年，资本主义在这个加勒比海小岛上就将被废除。五十年后，资产阶级历史修正主义机器正全速运转，试图淡化古巴革命及其成就的重要性。拉丁美洲、西班牙及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媒体一直在刊登古巴反革命分子的文章，这些人大多是那些最初与革命有所关联，但在革命不可避免地被迫与资本主义决裂后便背弃革命的人。例如，智利的《信使报》（El Mercurio）就刊登了对休伯特·马托斯（Hubert Matos）的采访。[1]这场运动的主要论点并非1959年的古巴不需要革命；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粗暴。更为微妙的论点是，革命被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所劫持，而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制度已被证明无法推动国家发展。在阿根廷，《民族报》的头条标题是“自由之梦最终沦为压迫的噩梦”。[2]统治阶级的雇佣笔杆子们又添油加醋地宣称，1958 年古巴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革命后来取得的进步。这类论点已被反复提及。例如，安德烈斯·奥本海默（Andrés Oppenheimer）1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上发表的题为《半个世纪过去了，古巴并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成就》的文章就体现了这一点。[3]这位自诩为《迈阿密先驱报》拉丁美洲问题专家的“权威”记者，捏造了一系列“事实”和“数据”，其目的并非证明古巴革命不正义，而是证明“不值得”。他声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智利，在不牺牲基本自由的前提下，取得了比古巴更大的成就，而且造成的苦难也少得多”。真是荒谬至极！智利何时没有牺牲“基本自由”，何时又没有“造成过多苦难”？去问问那些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遭受酷刑或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人吧。奥本海默先生作为一位拉丁美洲“专家”，对这些事实了如指掌。他抱怨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他估计有10%的人口流亡海外），却对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等许多美好的民主国家只字不提。在这些国家，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边境，最终遭受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性种族主义、警察暴力等等。就厄瓜多尔而言，奥本海默先生应该知道，该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迫移民。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些人员伤亡吧！然而，事实和数据不会说谎，值此革命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更需要重温这些事实和数据。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如今古巴的预期寿命为77.7岁（1959年为62岁），几乎与美国（77.9岁）持平，远高于邻国海地（奥本海默先生，海地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预期寿命仅为59.5岁），也远高于巴西（71.7岁）。古巴的成人识字率为99.8%，而巴西仅为88.6%，甚至高于奥本海默先生钟爱的智利（95.7%）和哥斯达黎加（94.9%）。事实上，根据同一份联合国报告，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拉丁美洲排名第四（高于哥斯达黎加！）。如果我们看一下婴儿死亡率数据（每 1000 名活产婴儿中的死亡人数），根据 2008 年 CIA 世界概况（不能怀疑其宣扬共产主义宣传），古巴的情况（如今为 5.93，而 1959 年为 78.8），[4]甚至比美国（6.3）、智利（7.9）、哥斯达黎加（9.01，奥本海默先生）和巴西（26.67）都要好得多，更不用说海地了，那里的死亡率高达每千名活产婴儿62.33例死亡。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另一个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来源），古巴是世界上每千人拥有医生数量第二多的国家（5.91），而美国只有2.3，巴西2.06，智利1.09，哥斯达黎加1.32，海地则只有0.25。但是，如果我们接受“革命不值得”的说法，那么奥本海默先生所捍卫的古巴又是什么呢？1958年，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简直就是美国的妓院。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儿童入学率甚至低于20世纪20年代。1954年，城市中只有15%的房屋和农村地区只有1%的房屋拥有浴室。与此同时，哈瓦那的凯迪拉克汽车数量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不到3万名大地主控制着70%的耕地，而78.5%的土地所有者却只拥有15%的耕地。[5]约 20% 的劳动人口长期失业，另有 20% 的农业劳动者每年有 4 个月在甘蔗地里工作，其余时间则在悲惨的条件下挨饿。古巴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绝对的。“古巴从美国购买的不仅是汽车、机器、化工产品、纸张和服装，还有大米、豆类、大蒜、洋葱、油脂、肉类和棉花。冰淇淋来自迈阿密，面包来自亚特兰大，甚至连豪华餐食也来自巴黎，”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经典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解释道。“13家美国所有的糖厂控制了超过47%的糖产量（……）。地下的财富——镍、铁、铜、锰、铬、钨——是美国战略储备的一部分，其公司根据北方军队和工业的各种需求开采这些矿产。1958年，古巴登记在册的妓女比矿工还多。”[6]尽管奥本海默先生及其同伙谎话连篇，但如果没有革命和废除私人逐利动机，古巴今天就会像邻国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一样，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大多数人口将生活在贫困之中，面临失业、文盲和死于可治愈疾病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庆祝古巴革命并无条件捍卫其成果的原因。革命的性质五十年前在古巴取得胜利的革命拥有先进的民主纲领，旨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并具有强烈的社会内涵，但并未提出废除资本主义以实现这些目标。任何阅读革命初期领导人在那些充满激情的几个月里的演讲、他们颁布的法令以及采取的措施的人，都很容易意识到社会主义并不在当时的议程之内，尽管革命领导层中确实有一些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第一届政府的组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总统乌鲁蒂亚是一名法官，没有任何革命背景，政治立场保守，并且公开反共。总理米罗·卡多纳是一名律师，是一位保守的资产阶级人士，也没有任何革命经历。此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保守派人士，例如财政部长洛佩斯·弗雷斯凯特和国务部长阿格拉蒙特，他们也没有任何革命经历。时任古巴总统府部长路易斯·M·布赫在其回忆录《古巴革命政府：第一步》中，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清晰的描述： “鉴于这些特点，毫无疑问，在美国和各大经济集团中存在着一种相对自信的氛围，而那些宣称需要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们也存在一些保留意见，其中一些意见在我们当中持续了数月甚至数年。”[7]然而，实际上，如果不与控制该国经济的美国及其帝国主义在当地的走狗——地主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紧密联盟——的利益发生正面冲突，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先进的国家民主纲领。1959年至1962年古巴革命的发展，有力地印证了托洛茨基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部左派至今仍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托洛茨基在其中解释了在帝国主义统治时代，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弱势资本家阶级如何无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土地改革和摆脱帝国主义）的问题。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滞后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表明，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被征服民族，特别是其农民群众的领导人，才能彻底、真正地解决它们实现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8]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在不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前提下，与“进步的”（反巴蒂斯塔）资产阶级结盟，从而实现土地改革和国家主权，最终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随着革命采取切实措施，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资产阶级分子逐渐脱离革命阵营，加入反革命阵营。早在1959年2月16日，菲德尔就取代米罗·卡多纳出任总理。但真正导致与资产阶级分子公开决裂的，是同年5月通过的第一部土地改革法。6月11日，四名部长被撤换（其中包括反对土地改革法的农业部长）。7月18日，乌鲁蒂亚总统辞职。同年10月，在反革命挑衅和武装袭击的氛围中，负责卡马圭的指挥官休伯特·马托斯背叛了革命。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瓦解，广大工农群众对革命的支持日益增强。土地改革的实施、地租的降低、电费和电话费的降低，都是人民准备捍卫和斗争的切实成果。3月，在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工人委员会的倡议下，第一批由工人、学生、农民、专业人士和家庭主妇组成的武装民兵组织成立，随后这些民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在一系列罢工和反罢工中，古巴资本家，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挑衅，以及革命政府的强烈反击下，革命的性质日益激进。1960年，外国公司和银行被国有化，因此，到1961年4月17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之时——正值吉隆海滩（猪湾）入侵未遂前夕——资本主义在古巴实际上已被彻底扼杀。标示猪湾位置的古巴地图这些事件，以及古巴革命初期令人震惊的速度，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不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就无法解决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群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无法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剥夺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和地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产，才能确保解决悬而未决的民族民主问题的条件。第一个十年，争论与冲突古巴革命发生在冷战高峰时期。古巴领导层通过与资本主义决裂，不可避免地走向苏联，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冲突和困难。1959年的苏联远非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至1924年间领导的那个革命国家。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篡夺政权，深刻地改变了苏联政权的性质。专制独裁取代了早期的苏维埃民主。尽管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制度得以保留，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官僚机构却采取了极其保守和反革命的观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外交政策基于所谓的“和平共处”，这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俄的革命国际主义截然相反。在古巴，斯大林主义已经对古巴共产党（后更名为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政策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以至于该党在1940年至1944年的巴蒂斯塔政府中拥有两名部长职位。对于许多1959年的古巴革命者来说，古巴人民社会党并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在1959年至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推行国有化运动期间，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在许多情况下都站在了卡斯特罗的右翼。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刚刚摆脱距离其海岸仅90英里的帝国主义强权统治的小国来说，苏联的强大吸引力依然十分显著。但我们不应忘记，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并非来自斯大林主义，他们拥有自己的支持基础。他们发动了自己的革命，并没有完全依赖苏联。在革命的最初几年里，与苏联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包括对统一革命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清洗，例如 1962 年和 1967-68 年对埃斯卡兰特的两次清洗。[9]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或许切·格瓦拉对这些矛盾的表达最为尖锐。对他而言，“和平共处”的理念是一种反革命思想，显然也确实如此。菲德尔和切都认为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革命的一部分，更广泛地说，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与苏联官僚机构的外交政策针锋相对，并导致拉丁美洲许多共产党内部出现冲突。切的错误在于，他试图将游击战术——这种战术在古巴由于特定环境而取得成功——推广到所有国家和所有情况下。在古巴革命中亲身经历并皈依马克思主义的一代革命者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非常强烈。例如，哈瓦那大学哲学系的团队拒绝接受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材，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古典哲学家的原著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同一批革命者（其中大多数非常年轻）创办了《批判思想》（ Pensamiento Crítico）杂志，在杂志上公开批判性地探讨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打破他们从苏联那里获得的僵化、扭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在艺术、文化和电影领域，他们也公开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主义者强加“苏联现实主义”的企图以及对任何偏离这一现实主义的内容进行审查的做法。切·格瓦拉捍卫经济计划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主张在经济运行中使用市场机制和物质激励。然而，这一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1967年切·格瓦拉试图将革命传播到美洲大陆的失败，标志着古巴革命的孤立。1970年甘蔗歉收，导致古巴经济崩溃，标志着古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而1972年加入古巴经济互助会（CAME）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依赖关系。古巴革命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依赖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后果：思想讨论受到限制（哲学系和《批判思想》都被关闭），艺术和文化领域受到压制和审查（可怕的“灰色五年”），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也受到压制和审查。古巴抵抗苏联解体然而，尽管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古巴革命并未消亡，其活力和群众根基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重新焕发活力。近二十年来，受美国封锁的古巴经济完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这种一体化是否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进行，阻碍了古巴工业基础的发展，而切·格瓦拉曾捍卫古巴工业化。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对古巴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古巴革命在其50周年之际，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但国际形势是有利的。这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一幅涂鸦。照片由弗朗科·福利尼拍摄。苏联过去常常以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购买古巴糖。[10]苏联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古巴出售各种产品（从机械和零部件到食品和燃料），并提供条件非常优惠的贷款，古巴可以用这些贷款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产品。古巴63%的食品进口来自苏联，80%的机械进口也来自苏联。古巴80%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集团进行。 这一切一夜之间消失殆尽。1989年至1992年间，古巴经济的进口能力下降了70%。古巴不仅失去了极其优惠的贸易条件，而且其获取资金购买国际市场产品的渠道也被切断。这导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暴跌2.9%，1991年暴跌10%，1992年暴跌11.62%，1993年进一步暴跌14.9%。[11] 1989 年至 1993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 35%（与 1929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相当），出口下降了 79%，进口下降了 75%，总投资下降了 61%。[12]这些经济数据仅仅让我们对经济崩溃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有了浅尝辄止的了解：粮食短缺、维生素缺乏、交通几乎完全瘫痪、发电燃料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停电）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政治影响，即统治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运动，这场运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以及古巴20年来奉为圭臬、却从未受到过任何严肃批评的制度的崩溃。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古巴还是挺过了后来被称为“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的难关。在苏联，名不副实的共产党领导层领导并组织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其目的在于通过盗窃、掠夺和洗劫国家财产，最终成为资本家。在古巴，尽管历经种种磨难，革命仍然抵制并拒绝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是一个古巴革命斗争精神重生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个赢得自由的人民不愿再次沦为奴隶的意志。尽管困难重重、苦难深重，古巴革命最终克服了这一时期，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古巴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古巴（自1988年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意味着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必要性上，对资本主义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些措施不可避免，但同时也给古巴的计划经济带来了矛盾和风险。这些措施包括：开放外资、发展旅游业以获取外汇（尽管这带来了诸多矛盾）、美元合法化、对外贸易分散化、开放自由农产品市场、建立小型农民合作社、（有控制地）允许个体经营和部分小型企业合法化等等。 Gemini said 对旅游业的依赖意味着，一方面，有限的农业产量中很大一部分必须流向该部门，而这损害了古巴普通民众的普遍需求。图片由Flickr用户Scatuchio拍摄。这些出于生存需要而采取的措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古巴参与世界市场的条件极其不平等。古巴经济主要依赖原材料和服务业，需要进口各种制成品。当时采取的经济措施——即便是在拥有强大计划经济、能够生产机械、拥有足以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强大工业部门的背景下——也意味着要从世界市场渗透。而对于经济薄弱且欠发达的古巴来说，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些改革措施一度威胁到古巴向资本主义的不可阻挡的转型。然而，自2003年以来，古巴政府转向经济再集中化。美元流通被禁止（尽管取而代之的是可兑换古巴比索，后者由国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再次被纳入中央控制，对个体户和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受到限制，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也受到限制。决定性因素是古巴薄弱的经济，目前古巴经济主要依赖旅游业收入、服务出口（主要是古巴医生赴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行医）以及镍出口。工业在古巴经济中的作用极其微弱，且主要服务于旅游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古巴社会的矛盾和不平衡。一方面，对旅游业的依赖意味着有限的农业生产很大一部分必须用于旅游业，这损害了古巴民众的整体需求。另一方面，所有与旅游业相关的人都可以获得可兑换古巴比索，用以购买商品来补贴他们的月度预算。出租车司机、酒店门童或出租房间的人一天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建筑工人、教师或医生一个月的工资。这降低了工资的实际价值，造成了医生和教师的短缺，并导致很大一部分民众不得不依靠“lucharla”谋生，即使用半合法或公开非法的手段获取收入（例如偷窃、盗窃公共资源、合法或非法的个体经营等）。这些现象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们助长了个人而非集体解决问题的观念。医疗服务出口（据一些数据显示，医疗服务出口已占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的 50%，几乎是旅游收入的两倍）意味着，如果约有 25,000 名古巴医生在国外，这对古巴的医疗保健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医疗保健是古巴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古巴侨民汇款总额达11亿美元。[13]也是进一步矛盾的根源，因为它们不能平等地惠及所有人口，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导致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位下降。最后，镍出口也受到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下矿产市场波动的影响。2008年镍的平均价格比2007年下降了41%，比2007年的峰值下降了80%。与此同时，古巴经济严重依赖这些硬通货收入来源，以便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其所需的所有商品（从食品到公共交通巴士），而这些商品本身并不生产。2008年袭击古巴的飓风加剧了对硬通货的需求，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摧毁了农作物、基础设施和房屋。世界革命是解决古巴革命问题的唯一途径所有这些经济因素都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归根结底，古巴经济的唯一真正出路在于将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这正是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提出的等式的第二部分：“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再不能与民族国家的范围相调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4]古巴革命的前途取决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革命的进程，特别是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国更为深入的革命进程。图片由Flickr用户alittlefishy拍摄。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革命家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理论结论写下来时，情况就是如此；而今天，随着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程度的加深，情况就更加如此了。与此同时，如今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远比1989年古巴完全孤立时要好得多。委内瑞拉革命的发展已经为古巴革命在经济（例如，以优惠条件用医生换取石油）和政治上提供了支持。这证实了将革命传播到国际是古巴革命的唯一出路。尽管委内瑞拉尚未废除资本主义，但如果资本主义不被废除，委内瑞拉革命将会失败，这对古巴革命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古巴革命的外交政策必须坚定地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上。古巴革命给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带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剥夺帝国主义者、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才能开始着手解决广大工农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斗争然而，古巴革命面临的问题并非全部直接源于其孤立状态或来自外部。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2005年11月17日在哈瓦那大学发表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讲中，[15]古巴领导人已经警告说，革命有自我毁灭的风险，并指出官僚主义、腐败和新富阶层是关键问题。在任何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抗这些对计划经济而言如同毒瘤的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实行工人民主，即工人对经济和国家行政进行细致的监督。如果工人集体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和所有者，感觉不到自己参与决策（尤其是那些关于稀缺资源分配的最艰难的决策），那么士气低落和怀疑主义的种子就会滋生。正如古巴共产党人弗兰克·约书亚·索拉尔·卡布拉莱斯所指出的那样：“古巴唯一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提供激励措施，深化工人监督机制——这些机制在某些时期只是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要使其系统化，并将其制度化，融入古巴的经济和政治之中。”[16]菲德尔·卡斯特罗被劳尔·卡斯特罗取代，古巴民众对变革寄予厚望。各界就影响国家的主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数十万古巴民众参与其中，重申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同时也指出了革命面临的挑战以及古巴人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然而，这场辩论之后，仅出台了一些有限的次要改革措施（例如放宽手机持有限制、允许销售部分电器产品、允许入住酒店），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惠及那些更容易获得古巴比索的群体，因此只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此外，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旨在促进“物质激励”的措施，例如取消生产力奖金的最高金额限制，而这些措施同样会加剧社会分化。古巴走向中国的老路？在古巴展开的辩论中，人们明显倾向于强调那些所谓“务实”的、行政性的、与效率相关的解决方案，而非政治措施。国际资本主义媒体猜测劳尔·卡斯特罗是否支持古巴走“中国模式”，即逐步引入市场措施，最终恢复资本主义。显然，这符合国际资本家的意愿。古巴官方媒体则坚持认为古巴与中国不同，两国情况迥异，模式不可照搬。然而，与此同时，古巴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与中国当年成功恢复资本主义的完全相同的市场改革方案。例如，哈瓦那大学颇具影响力的古巴经济研究中心（CEEC）副主任奥马尔·埃弗莱尼在接受墨西哥报纸《日报》（La Jornada）采访时，谈到了促进外国投资、发展私营中小企业、经济活动分散化以及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埃弗莱尼以越南为例指出：“在一个国家和一个经济体中，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也必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讨论市场所占的比例，但我认为，在古巴的条件下，一定比例的市场对于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越南成功地引入了市场经济，其经济增长率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如今在基础产品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7]国际资本主义媒体一直在推测，正在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合影的劳尔·卡斯特罗，是否是古巴“中国模式”的拥护者——即通过逐步引入市场措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图片由俄罗斯总统新闻信息局拍摄。奥马尔·埃弗莱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古巴经济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转型，重点在于权力下放。在这样的战略中，必须纳入非国有所有制形式的设计，不仅在农业领域，而且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也应如此。国家应继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并将精力集中在战略性部门。古巴5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表明，除少数例外情况外，重新集中化和旨在排斥市场的政策都引发了经济衰退和不利局面。这并非未来应走的道路。国家应从总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总监管者的角色，同时不改变古巴人民已经确定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时间会证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包含市场的作用，以及国家对所有制形式和商业组织的监管。”[18]埃弗莱尼的提议似乎很明确：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使其私有化；摒弃一切背离市场的政策；国家不应计划经济，而应仅仅对其进行“监管”。尽管埃弗莱尼坚称这不会改变“社会主义计划”，但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与所谓的“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非常相似。他的文章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F·艾伯特基金会旗下的《新社会》杂志上并非偶然，而该基金会正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友好代言人。同样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阿曼多·诺瓦坚持认为，有必要赋予农业部门的公司（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完全自主权，以便它们“拥有所需的自主权，能够决定如何有效地组合生产要素、获取生产资源、控制和决定其最终产品和经济利润，总之，使它们真正拥有所有权的感觉。 ”[19]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古巴经济现状的非常有趣的研究中，哈瓦那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豪尔赫·马蒂奥·桑切斯·埃戈斯库和中东欧研究中心的胡安·特里亚纳·科尔多维强调了相同的建议：恢复农业（他们认为这需要外国私人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私营公司，无论是合作社还是非合作社，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助于提高整个系统效率的商业体系”），以及促进外国投资（将其扩展到新的领域，并通过“法律框架的变革”来促进外国投资）。[20]这些提议的措施，整体而言，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其他任何名称，但实际上，它们与最初在中国为发展经济而推行的措施并无二致，最终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就古巴而言，采纳并推进此类措施不仅会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而且根本无法取得中国那样的经济成果，原因就在于两国的条件截然不同。首先，古巴既没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也没有能力为出口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其次，世界经济衰退摧毁了中国最初赖以生存的出口市场。其中一些措施已经开始实施，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决策权下放以及工资与生产力挂钩方面。自我管理？在关于古巴社会主义复兴的讨论中，一些人提出了自治作为前进方向的理念。佩德罗·坎波斯等人签署了一份文件，其中提出了13项纲领性措施，作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古巴第四次党代会讨论的一部分。[21]毫无疑问，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建议，包括在所有工作场所建立“工人委员会”。显然，佩德罗·坎波斯对古巴经济面临的问题深感忧虑，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使工人能够充分参与经济管理和各级决策过程。对此，我们表示赞同。然而，我们认为该文件的主要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危险。其基本主张是，在中小企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全部直接分配给工人，可以通过出售、预付或赊销的方式，或者由国家转让”，而“具有国家或战略利益的公司”将由“国家和工人集体共同管理，所有权和管理权可以由相关国家机构持有，也可以由其单独持有，部分或全部以租赁或使用权的形式移交给工人”。在所有这些公司中，“工资支付方式”将被“利润的公平分配”所取代。与其通过在市场机制下引入工业自主管理，将工人转变为小资本家，不如让工人以高效的方式直接参与计划经济的运行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图片由Flickr用户inkognitoh拍摄。这意味着公司的所有权将移交给公司员工，他们不再领取工资，而是分享利润。这种提议的制度与南斯拉夫实施的“社会主义自治”非常相似，而后者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崩溃和解体。这种所有权和利润分配方式必然会造成一种非集体主义的、而是以公司内各员工群体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视角。例如，如果同一个城市有两家运输公司，那么两家公司的工人就会被迫相互竞争，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正是南斯拉夫曾经发生的情况）。此外，这种以个人物质激励为基础的公司体系忽略了如何管理公共服务的问题，即那些不一定盈利但却为社会提供有用服务的公司，例如公共交通、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行业的公司能为员工创造多少利润？自我管理还会造成不同经济部门（利润率不同）员工之间的极端不平等。例如，如果世界镍价暴跌，该行业的员工将不得不分担损失，而生物技术行业的员工则可以分享巨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分配完全不取决于这些员工的劳动质量和强度，而是取决于与他们无关的因素。这将导致大量员工从利润较低甚至亏损的经济部门（例如医疗保健、教育、公共交通或镍矿行业）流向利润较高的部门（例如旅游业、生物技术行业），从而重蹈覆辙，再次面临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而这些措施原本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将工人工资与利润挂钩，会重现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面临的所有问题。为了获得足够的利润进行分配，或者为了比其他竞争对手公司获得更多利润，工人将被迫进一步剥削自己，例如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而忽视健康和安全等因素。我们理解坎波斯提出的体系中存在竞争，因为他表示：“目前存在的国内市场国家垄断控制必须消失，让位于商业活动。”事实上，市场化的自主管理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与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些鼓吹市场措施、物质激励和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方案并无本质区别。这种方案非但不能解放工人，反而会把他们变成资本家。卡米拉·皮涅罗·哈内克批评了那些拥护市场机制刺激生产的人，以及像佩德罗·坎波斯那样主张工人应直接拥有其所在公司所有权的人。在《主题》（Tema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中，卡米拉·皮涅罗指出：“工人参与公司管理不仅有助于公司的全面发展，而且会成为重要的激励来源。”[22]列夫·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斯大林主义堕落的精辟分析中强调，“计划经济需要工人民主，正如人体需要氧气一样”。工人应当真正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拥有者，并直接、有效地参与经济运行和公共事务管理。然而，最能体现这些需求的纲领，正是工人民主和生产资料民主计划的纲领，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重整在古巴，也存在一股寻求左翼方案来解决革命所面临问题的思潮。2008年哈瓦那书展期间，在一次辩论论坛上，古巴作家德西德里奥·纳瓦罗（Desiderio Navarro）发表了如下言论：“近代史已经证明，缺乏批判和集体参与的社会主义注定会沦为最糟糕的资本主义。”他还补充说，他反对“改革派实验，以及中国影子政治”。 布尔什维克工坊的经验[23]从“社会主义批判”的角度对苏联和古巴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会议和辩论，最终在 2007 年举行了 500 多名青年参加的纪念俄国革命的集会。[24]表明了当前讨论和思想的活跃程度。这次由基层党员召集的会议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以及十月革命（包括托洛茨基的革命）被压制的遗产，也证明如果采取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就能激发古巴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这场辩论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群体中，而且并非一帆风顺。国家机器内部存在一些斯大林主义或亲资本主义势力，他们感到这场辩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并试图阻止其发生。思想的探讨至关重要，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重整是其巩固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所有思想都具有同等价值。有些人拥护改良主义思想，声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但同时保留市场经济，并认为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而他们真正鼓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辩论中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我们认为，只有建立在国际社会主义和真正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古巴革命的捍卫才能取得成功。毫无疑问，古巴革命在五十周年之际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困境，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残酷封锁，还要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某些势力的阴险攻击，这些人企图通过“开放”来恢复资本主义。此外，岛内也有人捍卫所谓的“中国式”革命，而这种革命实际上通往的是资本主义，这也对古巴革命构成了威胁。同时，还有一些人维护官僚体制的现状，而这最终只会导致革命的崩溃。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国际形势对这场革命有利。革命正在整个拉丁美洲蔓延。资本主义危机（也将导致“中国模式”的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数百万工人眼中，以及在古巴国内那些对它抱有幻想的人们眼中，都失去了信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和社会支持，如果与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联系起来，就能成为捍卫和传播计划经济成果、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开辟社会主义未来的强大力量。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古巴革命万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1] 《信使报》，2008 年 12 月 28 日。胡伯特·马托斯是最早从内部密谋反对革命的人之一，堪称古巴革命中的巴杜埃尔将军。[2] 自由与压迫的苏尼奥[3] Medio siglo después, Cuba no tiene mucho quemostrar[4]尽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婴儿死亡率仅为每 1000 个活产婴儿中 4.7 个，是历史上最低的。[5]引自“ La Revolución Cubana. Pasado Presente y Futuro ”。费德里科·恩格斯基金会，马德里，2004 年。 [6]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的拉斯维加斯。 SXXI 编辑。墨西哥 1971[7]路易斯·M·布赫。革命政府。普里梅罗斯帕索斯。社会科学，哈瓦那 2004 年。P.196[8]列昂·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基本公设[9]除此之外，埃斯卡兰特微型派别还指责切·格瓦拉攻击苏联，并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反对菲德尔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包括支持智利和巴西）的批评。[10] 1975-1989 年期间，苏联每磅糖支付 36.4 美分，而同期世界市场价格为 11.49 美分（JL Rodríguez，《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1990 年，第 292 页）。[11]引自理查德·戈特，《古巴：一部新历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12] Anicia García，CEEC 哈瓦那大学，2007 年[13]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和古巴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估计[14]列昂·托洛茨基，《不断的革命》。基本公设。[15] 2005年11月17日，古巴共和国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博士在哈瓦那大学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其进入哈瓦那大学60周年活动上的讲话。[16] Frank Josué Solar Cabrales，《十字路口的古巴——古巴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辩论》，2008年1月29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17] 古巴需要“释放一切生产力”。《La Jornada》，三月 16 日，2008 年。[18]奥马尔·埃弗莱尼。古巴经济：必要与必要的平衡。 NUEVA SOCIEDAD No 216，2008 年 7 月。[19]阿曼多·诺瓦。“La necesidad de un modelo agrícola eficiente”，古巴二十一世纪，哈瓦那，2008 年。[20] Jorge Mario Sánchez Egozcue 和 Juan Triana Cordoví，《古巴经济概览、正在进行的转型及其面临的未来挑战》， DT 第 31/2008 号 - 2008 年 6 月 26 日，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21]佩德罗·坎波斯和其他同事。古巴需要社会主义参与和民主。 Propuestasprogramáticas。 17 年前，2008 年。[22]卡米拉·皮涅罗·哈内克。社会主义需要团结，我们不能构建自我主义。 Revista Temas #52（2007 年 10 月至 2007 年）[23] http://www.cuba-urss.cult.cu/[24]参见阿里尔·达卡尔，《古巴，十月，青年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