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纪的宣言：跨越一百五十年的《共产党宣言》

阿兰.伍兹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起初，在人们看来《共产党宣言》的再版似乎需要一个解释。为一本150年前的旧书出一个新版本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宣言》是一本最具现代意义的著作。这个断言的真实性很容易被证明。如果我们检查一下一个半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本这样的书都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宣言》以其精炼的语言、深刻的剖析，为我们当前所关注的，全球性的基本现象做出了卓越的解答。

事实上，《共产党宣言》在今天看来比起它诞生的1848年更显得正确。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大跨国公司的世界还只是遥远未来的乐声。然而，他们在那时就指出，“自由企业”和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的集聚和对生产力的垄断。在今天，他们的天才般的预言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对于马克思的这个“错误”做出的所有断言都成为活脱脱的笑料。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宣称“小的就是美的”是一种时髦。我们在这里不想介入一场关于审美的大、中、小的讨论。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的集聚过程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展，并在过去的十年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美国，这个过程尤为清晰。500家巨型垄断财团的收入占了1994年总收入的 92%。在全球范围内，1,000家最大公司的收入达到全球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在美国，最富有的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持有的金融财产的总数的一半。从1978年到1989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17.6%升高到令人吃惊的36.3%。

这个资本集中和集聚的过程已经达到难以梦想的程度。公司兼并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犹如流行病一般。在1995年，兼并的数字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三菱银行和东京银行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曼哈顿猎人与化学银行的联合产生了一个拥有2,970亿美元储备的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沃特.迪斯尼对花旗/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购中诞生了世界最大的娱乐公司。西屋买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华纳吞并了特纳广播系统。在制药界，格拉斯哥(Glaxo)收购了威尔卡姆(Wellcome)。勘伯力- 克拉克(Kimberly-Clark)对斯科特(Scott)的兼并中诞生了世界最大的造纸公司。这股收购的狂热也传到了欧洲，并在几星期前创下了纪录。甚至瑞士也经历了第一次恶性收购 - 在郝维斯(Holvis)造纸集团的事件中表现了出来。在英国，我们目睹了一连串恶性收购，典型的象福尔德(Forte)，英国最大的联锁饭店，以320亿英镑收购了它的对手，格兰纳达(Granada)，一个往昔娱乐业和饭店业的帝国。在许多这样的收购中，与之紧密相联的是各种阴暗的操作 - 内部交易，伪造股份价格，以及

各种各样的舞弊、盗用和欺诈，就象吉尼斯(Guinness)丑闻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我们还可以轻易地列举出其他更多的例子，足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集聚过程分析的正确性。这种集聚并不标明生产力的增长，而是恰恰相反。在每一个例子中，资本集聚的目的都不是去投资新建工厂和更新机器，而是关闭正在运行的工厂和机构，裁减大批工人，以便在不增加生产的情况下提高差额利润。失业的困扰 “今天，显而易见的是资产阶级不再适合做社会的统治阶级，它已不能把它的生存条件做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强加给社会。它已失去统治的资格，因为它的奴隶制已不能保证它的奴隶的生存，因为它只能放任它的奴隶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它要养活它的奴隶，而不是被它的奴隶所养活。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下，社会已无法继续。”《共产党宣言》同以往工党领导人们的幻觉相反，大规模的失业又再次出现，并如同肌体深处的癌细胞一般在全世界扩散。据联合国统计，世界失业人口已达到1.2亿。而且这样的官方数字总是大大低估现实中的失业状况。如果考虑进大量被迫从事各种边缘性“工作” 的人口，那么全世界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将达到10亿。

根据官方数字，西欧失业人数有一千八百万--占可劳动人口的10.6%。在西班牙则是难以置信的20%。即使在“欧洲的壮汉 -- 德国，失业人口也自希特勒以来第一次达到四千五百万。在日本，失业也从1930年以来第一次遽升。日本的全民就业的伊甸园形象已成为历史。根据官方统计，日本的失业率达到3%，但这个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果日本以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样标准来衡量失业，真实的数字将在8%~10%之间。

这种失业不再是以前工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周期性的失业，那种在经济衰退期上升，在经济增长期消失的失业。今天的失业不再重复以往的情况。到写这篇文章为止，美国的经济繁容已持续了6年多，但全球失业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每天报纸?报道着新工厂的关闭和裁减雇员(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压缩规模”)，这些现象往往同本文所提到过的收购现象有关。这已不是周期性的失业，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过去对资本主义有用的“劳动储备大军”。这是一种新现象 - 一种永久的、结构性的、有机的，即使在“繁荣”期也不明显下降的失业。

这种失业还影响了以前社会中从未受到影响的部分：教师、医生、护士、公务员、银行职员、科学家甚至管理人员。不安全感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上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成了字面上的事实。在每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发出了战争的喧嚣：“我们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这就是撒切尔和梅杰的口号。今天，托尼·布莱尔和右翼的工党领导人在走同样的路。这不是巧合。每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论是右还是“左”，在现实中都在执行同样的政策。这也不是出于个别政客的心血来潮、无知或者不道德的信仰(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是资本主义陷入死胡同的真实写照。在资本主义上升的1948到1973年间，资产阶级部分和暂时性地克服了对经济增长造成停滞的两个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力早已超出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限制。这才是当前危机的真实原因。自二战以来，资产阶级一方面利用凯恩斯财政赤字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极力强化国际分工和扩展国际贸易，来回避这两个矛盾。今天，这两种手段都达到了它们的极限。凯恩斯主义虽然还在被左派改良主义者们所倡导，实际上导致了爆炸般的通货膨胀和难以维继的财政状况，这些都被马克思所预言。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信用的方法超越其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但这也是有界限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不得不走回头路，拼命地削减公共支出以恢复“良好的财政”。也就是说，他们在设法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状况，甚至回到马克思的年代。这对将要面临的阶级斗争的爆发来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方案。

在削减国家开支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在削减需求和市场，直到某一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也将发现严重的全球生产过剩问题(“生产力过剩”)。这样，他们实际上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衰退做着准备工作。这也说明以前的资本主义体系早以超越了它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只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危机：这种方法“为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危机铺平了道路，同时耗尽了避免下一次危机的手段”。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学家们在谈论着“全球化”，把它看成是根治经济周期性繁荣和衰退的万灵药。所有这些美梦都被1997年10月股票市场的大跌和所谓亚洲老虎们的危机击得粉碎。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传来了日本重要的金融公司YAM AICHI保险公司倒闭的消息。这对全球将造成深刻的影响，因为日本的一次金融崩溃可能把美国拖入衰退的境地。亚洲的危机对日本来说尤其严重，因为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出口占了总出口的44%。股市的崩盘同时暴露了日本银行系统潜在的弱点，而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据估计，日本的五家最大的银行根据严格的法律来说已经破产。据日本权威的金融日报，NIHON KEIZAI SHIMBUN的报道，日本银行的坏帐已达一万五千亿日元的天文数字。就连日本银行的一名高级官员也承认日本存在金融崩溃的危险，他对“经济学家”杂志谈到，“有明显征兆表明系统将发生危机”。如果危机导致日本资本大规模从美国撤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全球化”的另一面。随着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它也在一定阶段为破坏性的全球经济萧条做着准备。全球经济中局部的危机(在这个例子中是亚洲)迅速扩展到其它地区。全球化不仅没有根除经济周期，它还赋予了这种周期更剧烈、更普遍的特征。

每一个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认识到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了这种情况。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必须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体系。今天，这个精彩的断言被一系列事实所证明。今天，没有人能否定世界市场的毁灭性支配力。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现象。当代，是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外交和全球战争(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点)的时代。我们在二十世纪中已经经历了两次由资本主义危机所引发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五千五百人丧失了生命，几乎毁灭了人类文明。

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国际主义，否则就什么也不是。但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不是柔情主义的产物。它并不只是一个“好主意”。它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分析。资产阶级所取得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的成就之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必然导致世界商业体系的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它不可能再被局限在民族国家内，因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其中最强大的，也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

生产力巨大的潜力和民族国家的桎梏之间的矛盾在1914年和1939年生动地显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些血腥的灾难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赋有进步的使命。但是，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也没有最后的危机。旧的制度陷入危机并不能保证社会向新的制度转变。无论危机多么严重，总是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为维护其收入、特权和威信，而要维持现状，极力抵抗任何改变社会的企图。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写下了《共产党宣言》，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文献，而是对行动的呼吁，它不是一本教科书，它是对成立革命政党，而不是讨论俱乐部的规划，

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几十年来，各个国家的工人，也包括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建立了许多强大的组织 -- 政党和工会。但是这些组织并不是生存在真空之中。它们也受到资本主义的压力，对组织的上层来说尤其如此。

在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破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歪曲--“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破产，明白地体现在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中，甚至早在中国和俄国的官僚们参与国际市场时就表现出来。所有曾经为各自的独立而战，为挣脱帝国主义统治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现在发现通过世界贸易的途径，它们又被从新束缚在旧的宗主国身上。

每一个明智的人都认识到，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要求各个国家的经济通过一个共同的计划统一起来，这样的计划使得人们能够合理地利用我们星球的资源，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这个要求是如此明显，就连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科学家和专家们都意识到这个要求。他们对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生存在恶劣的状况下充满了愤慨，对环境遭到破坏的影响感到忧虑。不幸的是，他们好意的建议得不到回音，因为他们同支配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相冲突。这些跨国公司并不在意人类的福趾和地球的未来，贪得无厌和追逐利润是他们第一位的考虑。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不论对全球化的讨论是多么的热烈，国家间的冲突却比过去更加激烈。10年前，美国的出口占其国民总产值的6%。今天，这个数字达13%。华盛顿计划在2000年把这个数字增长到20%。这等于是同全世界宣战，首先是日本--不是军事战争，而是制造业的商战。其实，假如我们还处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就足以引发一场战争。然而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可能。所以，当前的这场危机不再可能象1914年和1939年那样解决。不能依靠外部的军事冲突则意味着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将变得更加剧烈。统治阶级只能把所有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的头上，他们再无其他选择。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以他们敏锐的预见性，已经预言了今天各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条件。他们写到： “由于分工和机器的广泛使用，无产阶级的工作已失去了个人的特征，同时丧失了作为工人的魅力。他们成为机器的附庸，他们只需要掌握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的技巧。于是，生产工人的成本就被减少到几乎只需维持其生存和延续的地步。但是商品的价值，以及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生产它们的成本。于是，随着工人们对生产的厌恶的增加，他们的工资也在成比例地下降。不仅如此，随着分工和使用机器的增加，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给定时间内的工作量，或者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等方法，工作的辛苦程度也在成比例地增加。”

今天，美国处在马克思时代英国的地位 --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普遍趋势在那里也最为明显。在过去的20年里，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20%，与此同时，工作日却增加了10%。通过这种方法，当前的繁荣建立在了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今天，美国工人平均每年额外工作168小时 -- 相当于一个月的额外工作量。在汽车业尤其如此，每周工作6天，每天9个小时已经成为那里的通则。根据美国工会的统计，如果工作周限制在40个小时，仅在汽车业就可以创造出 59,000个就业机会。时代杂志(24/10/94)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工人们抱怨，对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疲劳。在整个美国工业中，各个公司都通过额外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压榨美国工人的劳动：平均周工作量已接近创纪录的42小时，包括4.6小时的额外工作量。”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个光纤业工人，约瑟夫.卡特普恩的例子。由于减员，他不得不每天加班4小时，每三周在周末工作一次。他抱怨道：“每当我回到家，我所有的时间只能用来洗个澡，吃顿饭和睡个觉；过一会儿，又得起床开始新的一天。”

过量工作、实际工资的下降和生产节奏的加快等造成的巨大压力，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同其他国家相同，美国的出生率已经从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2.5个孩子，减少到八十年代的1.8个。离婚数则在七十年代增加了一倍，到八十年代，离婚数已是结婚数的60%。连续增长的人均寿命也在1980年以后停滞不前。

同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在撒切尔政府时期，工业领域削减了二百五十万工作机会，生产却维持了与1979相同的水平。这不是靠采用新机器来实现的，而是靠过度剥削英国工人取得的。1995年，据报道，终身职业的丧失引发了压力所导致疾病的流行。 1994年，由于疾病英国损失了一亿七千五百万个工作日 -- 几乎平均每个工人八个工作日。医疗处方在一年里增加了一千一百七十万个(1995)。“压力、交通堵塞和污染是英国职业司机的杀手”，TGWU的纪录宣称。根据工会的一项研究， 30%的司机承认开车时曾睡过觉，几乎45%的司机由于该原因出过事故。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相似的情况。马克思的方法《共产党宣言》中另人惊叹的预言并不是巧合。它来自马克思的科学方法 - 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中，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以前的著作，如《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奠定起来。

要提醒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之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设想一个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他们包括：罗勃特.欧文，富利叶，圣西门以及其他人。早在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就在他著名的著作《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此之前，早期的基督徒们就组织过他们自己的公社，在这种组织里，私有财产被严格地禁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所有这些主张都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而他们自己所倡导的则是另外一种 - 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之间有何区别？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好主意，一种要通过鼓吹来说服人们接受的道德需求。就这点来说，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这样的社会在两千年以前就可以实现 - 当然也省了人们许多麻烦。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社会主义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个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 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这些基础的发展之上的。这个断言虽然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清楚地证明，却被马克思主义的诋毁者们单挑出来，?p>晌亲蠲土夜セ鞯亩韵蟆Ｈ欢獾焦セ? 的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而是一个低劣的夸张，一个荒唐的观点，即： “在马克思主义中，所有都被归结为经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曾多次回答了这种荒谬的论调，在给布洛克的信中，恩格斯写到：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最终决定历史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我没有宣称过除此以外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把它歪曲成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他已经把我们的断言转变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的和荒唐的结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 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胜利的阶级建立起来的宪法，等等，- 法律的形式 - 还有各种斗争在斗争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理论，宗教观点和它们的发展成为教义体系 - 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施加它们的影响，并在很多情况下极大地决定了这些斗争的形式。”

显而易见的是，宗教、政治、道德、哲学等，都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最终，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是否成功，还要看其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能力。在产生出宗教、政治和哲学的观点以前，人需要吃、穿和住。自人类最初阶段以来，人类就不得不为满足这些需求而斗争，即使在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依然要为此奋斗。

在历史的某个阶段，人类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出现了社会的阶级分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表明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出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被一个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阶级所支配，这个阶级依靠其他阶级的劳动而存在：在古代，这些“其他阶级”是奴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是农奴；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工人阶级。

尽管与阶级社会相伴的是恐惧、不公正和苦难，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科学而非道德的观点来说，阶级社会的产生是合理的，它对社会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

古希腊和罗马在科学、艺术和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建立在被罗马人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们的劳动基础上的(从老板的角度来看，现代工人的实际状况也没有太大的不同)。被剥削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产品虽足以供养一个少数的剥削阶级，但却不足以把大多数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的被奴役是人类文明诞生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这个前提成为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足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得社会发展规律。他们论述了，一定形式的社会，只有在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时才能存在下去，而在它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 经济体系和一个活的生物作比较。社会不是一个从不变化的静止的东西，它不象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可笑地提出市场经济的遗传学基础时，他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象其它的社会系统一样，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进入成熟期，但最终遇到了它的界限，现在则进入了致命的衰亡阶段。

只有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才能第一次不再把历史看作一系列无意义的、不相关的、纯粹由几率决定的事件，或者纯粹是“伟大人物”活动的结果 (虽然主观因素能够、也曾经在某些情况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把历史理解成为由规律支配的过程，就象其它自然界的过程一样。就象查尔斯.达尔文阐明了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有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且在不断变化和进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示出，一种社会系统也不是永远静止的。这只是每一个时代的幻觉。每一种社会体系都相信它代表了人类仅有的一种存在方式。它的制度、它的宗教、它的道德都是最高的准则。这就是食人部落、埃及的牧师们、玛丽亚.安东尼奥特和尼古拉沙皇所热切相信的。这也是今天资产阶级和它的辩护士们所希望展示给我们的。尽管没有任何基础，他们还是想让我们相信，所谓的“自由企业”体系是唯一可能的体系 -- 尽管它正在沉没。改良和革命当今，“进化”的观念至少被受过教育的人们所普遍接受。达尔文的这个在他那个时代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在今天几乎是真理。但是，进化被理解成一个缓慢、渐变的过程，一个没有中断和剧烈变动的过程。在政治领域内，这种论调为改良主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然而，它却是对进化的一种误解。进化的真正机制在今天还并不为人所知。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就连达尔文自己也不清楚。直到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古生物学家史蒂文.古尔德间断平衡理论的出现，我们才发现进化并非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某些很长的一个时期，生物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另一时期，进化的序列被物种爆炸所打断。这种爆炸就是生物界的革命，大批物种在爆炸中灭绝，新的物种则迅速形成。

当然，社会和自然的类比只是近似。但是即使用最肤浅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我们也会发现渐变的解释毫无根据。社会同自然一样，虽然在某些相当长的时期，只有缓慢的渐变，但历史的序列也为爆发性的进展：战争和革命所打断。在这些爆发性事件中，社会变化被极大地加速。实际上，这些事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而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特定的社会-经济体系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已经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至今的所有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在它的一个最著名的警句中断言。但什么是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围绕劳动阶级所创造出的剩余产品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将必然延续下去，直到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消灭了贫穷，创造出足够的产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不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需要。所以，社会主义并不只是一个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就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实现的“好主意”。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建立在一定工业、农业、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

在写于1845和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到：“ ...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也意味着人在世界-历史中，而非局部的，真实的感性存在)是一个必要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需求将变得普遍，而由于缺乏，为获得需要的努力，以及所有旧的肮脏的产业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 “所有旧的肮脏的产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里指的是不平等、剥削、压迫、腐败、官僚政治、国家机器以及其它所有阶级社会中的罪恶。今天，随着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失败，社会主义的敌人们竭力使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不切实际。

他们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就是在1917年以前，俄国远比今天的印度更为落后。认真研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列宁和托洛斯基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或“一国中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更不要说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怀着对世界革命的期待而夺取了政权。十月革命对欧洲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要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懦夫般的背叛挽救了资本主义，始于德国的欧洲革命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世界为他们的犯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欧洲社会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剧烈动荡，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成功，西班牙内战以及最后新的世界大战的恐怖。我们不想在此分析1945年之后的整个过程。简单地说，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日本和美国，资本主义通过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手段，重新取得了相对的稳定，并成功了一段时期。但就是在这个时期，它的根本矛盾也并没有消失。对于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说，这是一段饥饿与悲惨、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岁月。但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还是保障了全民就业、福利制度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倾向于工党领导人们(包括左翼和右翼)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已解决了它的问题，大规模失业已成为过去，阶级斗争已成为过去以及(理所当然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多么具有讽刺性啊！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有三千多万人失业。作为挽救手段，各成员国极力降低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罢工接连不断。在美国，UPS工人壮观的罢工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警告了，美国工人决不会为提高利润而接受低工资待遇。在英国，继保守党政府18年连任以来，工党政府在最近的选举中获胜，它反映了公众情绪的深刻变化。

“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又一个深刻观点。社会条件的变化迟早要引起人们意识的变化。然而，社会进程和它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并不是自动相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在社会主义中生活很长时间了。同唯心主义者的认识相反，人的意识通常是极其保守，而非进步的。在“平常”时期，人们倾向于熟悉的事物。人们更倾向于他们习惯了的观念、道德、制度、党派和领导人。恩格斯曾说，历史上有的时期20年就象一天，而在有的时期，20年的进程在一天中就完成。在一段长的时期内，好象没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在平静的表象下，积累着大量的不满、愤慨、挫折和怒火。在某一时刻，这些积累引起整个社会的爆发。在危机的时刻，人们开始为自身思考，他们会象自由的主人公那样行动，他们不再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们会寻求集体表达他们意愿的方法，他们会积极参加工会和群众党派的运动，去改变社会。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还不为人们所充分理解：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这段文字极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本方法，即从工人运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我们对工人运动的期望出发。某些在工人运动边缘残喘的 “革命”派别，无法同现实的工人运动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毫无成果的宗派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方法，有着天壤之别。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党派首先是计划、意见、方法和传统，其次才是一个把这些观点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的组织。在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改变社会。起初是工会，这个工人阶级的基本组织。逐渐，在某个阶段，工人们认识到仅仅为部分经济要求而斗争是不够的。在当前条件下，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复一日的为着社会进步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在罢工和示威的经历中感觉到了自身的力量。但是，自发的斗争是不够的。即使是最为团结和成功的罢工，也不能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根本问题。而且，相对于每一次成功的罢工，总会有更多的失败。

即使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工资的增加又被通货膨胀所抵消。资产阶级从左手给出的，他们又从右手收回。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改良被反动所代替，就象我们看到的布莱尔政府所做得那样。这种现象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人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人们就得接受资本主义的法律。如果人们说“A”，人们就必须说“B”、 “C”和“D”。失业、私有化和削减社会开支，统统来自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这是一个单靠产业行动所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虽然产业行动也很重要。工人阶级必须超越工会的界限，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

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党派是工人阶级通过数代人的斗争和牺牲建立起来的。所有的历史都表明，在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之前，工人阶级是不会放弃他们传统的群众组织的。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工会创立了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工党成为工会表达其政治主张的党派。但是，群众组织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们时刻受到握有强大宣传工具的统治阶级的压力。这些工具包括：新闻、电视、教会以及数不清的压迫、影响和腐蚀工党代表人的方法。最近有关一个商人向工党捐款一百万英镑的丑闻，只是冰山的一角。商人的捐献绝非不求回报。即使我们低估腐败程度，

大企业对工党领导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右翼领导人毫无疑问能够接受大企业的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 “市场”开始瓦解的时侯却为其大唱赞歌。工党的右翼还在盲目地以不再存在的资本主义为他们的基础。他们代表的是过去，而非未来。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实际上，却是最拙劣的空想家。他们在工党中的威信将被下一阶段的运动所动摇。

但是，左派改良主义者们的处境并不见得更好。虽然，他们正确地反对右翼的逆向改革政策，但在现实中他们拿不出更好的对策。在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他们只不过期望这个制度更为友善和温和。这好比要求老虎不再吃肉而去吃草。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府都采取同样的政策 - 这决非没有可能，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重新回到凯恩斯的财政赤字的做法，将引发爆炸性的通货膨胀。对工人阶级来说，选择通货膨胀，还是选择通货紧缩，就好比在被绞死和被缓慢烤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两者都不要，我们要唯一的解答，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化。唯一的道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扬》时，他们只是两个年轻人，分别只有29 岁和27岁。他们写作在一个黑暗的反动时期。工人阶级尚不活跃。《宣言》写于布鲁塞尔。它的作者们随后作为政治难民被驱逐。但就在这时，1848年的2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看到了白昼的光明。这一年，革命在巴黎的街头爆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革命如同野火一般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

如果说这以后的历史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可以粉碎工人阶级自发的改变社会的决心。是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悲剧性的失败，例如1848 年的失败，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今天俄国十月革命成果的最终丧失。但是在每一次这样的斗争中，工人阶级最终从每一次倒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走向斗争的道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回顾历史，即使最严重的失败，对工人阶级来说，都只是他们在为自身最终解放而战斗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但是，历史还教给我们别的东西。光有斗争的决心是不能保障胜利的。要赢得胜利还必需要自觉地斗争，要有计划和预见。没有这些，我们将无法取得胜利。但这些要素不会凭空得到。当人民群众起而挑战现存秩序时，临时草就计划、战术和战略恐怕已经太迟。这些必须在事前准备。我们必须耐心地用马克思主义赢得每一个社会中的进步份子，把他们培养和训练成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来自每一个工厂、矿山、办公室、学校和大学，将活跃在每一个工会和工人党派的支部，活跃在每一个商店店员委员会，和行业委员会。我们还必须耐心地做宣传鼓动的准备工作，把青年人和工人们日常的斗争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和全世界范围内，即将到来的伟大转变做好准备，打下基础。

不论诋毁者们如何诽谤，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真理。它不仅为当今的社会提供了精确的分析，同时也为社会的改造提出了斗争的规划。虽然有某些细节发生改变，但根本来说，《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依然同它诞生时一样正确，并适用于今天。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在今天更为正确。1848年的革命横扫欧洲，但在外部只引起了很小的回声。1917年，发端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不仅影响了欧洲，还影响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土耳其。今天，被世界资本主义编织起来的世界正在酝酿着另一次更加壮观的跃进。正是由于这个世界的紧密结合，我们才有把握地预言，

工人阶级在任何一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将迅速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被推翻，最终为社会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和社会主义世界联盟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1997年11月26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