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他于1914年4月至6月间作为对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论战而发表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是他在这一主题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本文原文发布于2024年4月24日，译者：周树马）
俄罗斯帝国被称为“民族监狱”，“大俄罗斯”沙皇政权压迫了130多个不同的民族和少数族群，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等，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基本的民主权利。
因此，“民族问题”——即民族或人民在不受压迫的情况下决定自己事务的斗争——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
自决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布尔什维克党是从中分离出来的）于1903年在其纲领中通过了著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第九条款”。该条款赋予“国家范围内所有民族的自决权”。
这一立场仅仅是在执行1896年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中就民族问题达成的决议。然而，尽管如此，这一条款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却多次成为激烈辩论的主题。
这些争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罗莎·卢森堡的立场。在1908-09年发表的一篇长文《民族问题与自治》中，卢森堡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自决的要求是空想，因为较小的民族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她认为这项权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民族压迫的基础将被克服。
几年后，俄国被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所笼罩，到1914年，这场运动已达到前革命的规模。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受到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攻击。
列宁认识到这个问题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借此机会通过在一系列文章中重申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抗民族问题中各种混乱的思想。其中之一是《论民族自决权》，这是列宁对卢森堡的回复，这个回复被各种机会主义者重复。
一个具体的问题
列宁同情罗莎·卢森堡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员，参与了实际上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所谓“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斗争。
卢森堡正确地反对了波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归根结底，波兰民族主义者对此感兴趣只是为了自己能获得特权，同时分裂波兰和俄国工人。
于是，卢森堡担心，通过倡导民族自决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中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并将他们推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怀抱。
因此，卢森堡反对布尔什维克将民族自决权纳入他们的纲领。在此过程中，她试图通过批评这项权利是“抽象的”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她认为，如果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没有包括民族问题，那为什么要在其他地方包括呢？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事实上，正是卢森堡本人抽象地处理了民族问题，即脱离了俄国当时引发各种民族运动的具体条件。
列宁解释说，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在历史上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本家对民族市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虽然这一进程在西欧已经或多或少地随着1871年德国统一而完成——因此才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纲领中——但在东欧和亚洲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随着1905年的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
因此，在俄罗斯帝国的边境地区，非常强大的因素导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比“大俄罗斯”内陆地区更快。
除此之外，几个世纪的民族压迫也驱使许多工人和农民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消除现有压迫者的统治，之后才是帝国主义统治的问题。
因此，列宁解释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民族问题。如果放弃了民族自决权，他们将会把斗争的战场交给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对此，罗莎·卢森堡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九条款”没有为工人和农民的民族压迫提供任何“实际”解决方案。但列宁回应说，虽然在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中，民主权利会被挤走，改革会被逆转，被压迫的民族在帝国主义的邪恶中会被更加残酷地征服，但我们不会让工人们袖手旁观，等待革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就只因为那是唯一的“实际”出路。
革命只有在争取民主权利、改革和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而将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任何要求的“务实性”都是通过斗争来确定的。
不同的方法
在具体处理这个问题时，列宁对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实施压迫的民族的工人，这两个立场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进行了重要的区分，这是始终如一的国际主义立场的一体两面。
对于被压迫民族的人们来说，保护工人阶级不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民族主义者最终会利用民族主义来破坏阶级斗争，为自己谋取特权：
“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是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
“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
列宁补充道：
“不难了解，全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大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分离权，决不排斥某个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宣传反对分离，正象承认离婚权并不排斥宣传反对某个离婚案件一样。”
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是否会动员民族分离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列宁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对各种民族运动的态度，以帮助引出这些因素。最重要的是，这种独立运动将对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发展产生影响。
但对于实施压迫的民族的工人来说，列宁认为，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被压迫者的基本民主权利，包括实施分离的权利。这总体上是一个否定性的要求——反对一个民族强行保留另一个民族。共产党人主张完全的民主，而这项权利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压迫使被压迫民族对实施压迫民族产生了不信任。因此为了克服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遗留，这是必要的。
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像卢森堡要求的那样，从他们的纲领中剔除民族自决权，那么实际上就会落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圈套。不仅如此，它还会使大俄罗斯统治阶级的特权得以延续，无法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俄国工人。
因此，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非但没有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很清楚，如果他们掌权，他们不会对维持对各民族的压迫感兴趣。这有助于巩固各民族工人和贫农的团结，也有助于削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势力。
俄国革命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一掌权，就立即重申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几天之内，他们就发表了《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赋予所有民族自决权，并废除了对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或限制。
这项权利并非一纸空文。事实上，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承认了五个新民族国家的独立。
与此同时，在新的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保护伞下，建立了17个不同的民族自治共和国。沙皇将俄语视为“国语”的做法被废除，学校必须以儿童的母语进行教育。
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是真正想要结束对各民族的压迫。通过这样做，他们为革命赢得了巨大的支持。
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非但没有造成工人阶级及穷人因为民族不同而分裂，反而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不过，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改造的计划，是通过将权力交到工人和农民手中而实现的——即阶级问题。
今天
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在今天仍然具有十足的影响力。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危机，以前似乎已经解决的民族问题再次出现。
例如在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许多工人和青年都希望独立，以摆脱伦敦和马德里政府分别对他们施加的紧缩政策。
在其他地方，许多从未解决过的民族问题因资本主义的彻底僵局而加剧。例如库尔德人，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
从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我们能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民族问题的千篇一律的蓝图。
虽然实施压迫的民族的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上尊重民族自决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支持某项独立斗争的问题必须从最符合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利益的角度来具体处理。
在支持某一特定分离运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啦啦队，而必须采取阶级独立的立场。
正如列宁总结的那样：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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