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向資本主義的新長征

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國民經濟的效率。但一旦中國官僚走上了資本主義激勵機制的道路，整個過程就會遵循資本主義自身的邏輯，使中國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們將分析幾個重要的轉折點。

1978年鄧小平的轉向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對外資開放是出於以下考慮。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召開。會上就新的轉向進行了討論。盡管會議指出中央計劃經濟仍然是主導形式，但已開始嘗試將權力下放，並鼓勵開展私營經濟。其背後的想法是通過引入市場來滿足經濟需求。

這最終促使鄧小平於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門附近、廣東省和福建省建立4個經濟特區。這些就是即將對外資開放的區域。最初，針對以什麼程度向外資開放以及對何種外資開放等問題都有很嚴格的限制。這也證明了我們之前的論述——即使鄧小平一派也只是把這些嘗試視為在堅持中央計劃和公有制經濟不動搖的情況下、促進生產力現代化的手段。一開始，他們非常謹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讓步。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限制，四個經濟特區並沒有像預期那樣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這些限制有所放松。比如，外商獨資企業獲准進入特區。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按經驗主義行事的官僚並沒有一個完全構思好的“計劃”。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這條道路，之後的發展就會開始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展開。官僚發現市場的力量越來越難控制。如果他們希望資本家來投資，那他們就必須為資本家們創造有利的條件。

與此同時，相似的進程也在農村展開。土地集體所有制被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私人生產。土地被承包給農戶。雖然在法律上土地仍為國家所有，直至現在也是如此，但實際上它已經成為私人財產。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賣和作為遺產留給子孫等現像。

這也導致農民的貧富分化——一些農民發家致富；而另一些農民則失去了生活來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陷入貧困的農民。由此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則為城市中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基礎。

這一過程與1861年米爾解體後俄國的經歷非常相似（米爾是俄國沙皇時期的一種村社組織）。隨著米爾的衰落，農民開始向城市遷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間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須的勞動力。而當今中國這一過程的規模要遠大於當年的俄國。這也可與英國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相比——當年英國農民被殘暴地驅逐出土地，被迫進入條件惡劣的城市生活。這甚至可以與美國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西進運動相比。盡管與所有上述歷史先例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的這一過程卻有著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

為吸引外資，中國政府所采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創造“勞動力市場”。部分國有企業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勞動“終身制”，使解雇工人成為可能。

1983年，改革更進一步——國有企業可以與新招工人簽訂有期限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制的實行意味著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國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萬工人作為合同工被招入國有企業，另外還有600萬工人從固定工轉為合同工。

同一時期，個體私營勞動力開始增長。1979年個體私營勞動者人數只有約25萬人，到1984年就發展到340萬人，他們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業中工作。最初，國家對於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設有限制。到1987年，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還有一種變相私營企業獲准發展，即城鎮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雖然這些企業歸地方政府管理，但它們以營利為目的，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經營。（之後我們將單獨討論鄉鎮企業的發展。）

盡管如此，國有經濟在這一階段仍然占主導，引導整體經濟進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有經濟勞動力仍占總城鎮勞動力的70%。但這些工人的地位卻在變化，他們中有越來越多人被轉為合同工。

國有企業的倒閉使得失業現像首次出現。推行“市場改革”後不久，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並引起社會不安。出於對政治後果的擔憂，政府在1981年決定減緩改革進程。之後每次出現危機，政府都會采取這一措施。但我們也看到，每當減緩改革穩定局勢後，官僚都決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從未有過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這時我們看到的仍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的官僚試圖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國民經濟。1984年，改革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私營個體經濟和市場的地位越來越高。大多數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放開，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

同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們可以看見，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辭中都開始顯現。十四個新設立的口岸城市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特區所覆蓋的範圍。一年以後，珠江三角洲、閩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加入經濟特區的行列。此時，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的所有區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資開放。

1986年，開放進程繼續加速。一些新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外商投資，例如：對外資征收較低稅金，更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員工，以及更容易獲得外彙。與此同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了平均工資制，打破勞動“終身制”，讓工資與生產力掛鉤，並簽訂短期合同。這些制度都為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所熟知。

198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提出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工業產能的增長帶動了對機器及其它貨品的進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國貿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脹壓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兩年的通脹率均達18%。這使得工人階級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受到重創。

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穩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進程。1988年底，政府迫於壓力減緩所謂的“改革”，企圖收緊貨幣供應並控制通貨膨脹。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景像 – 1989年的經濟衰退。這一切使得社會動蕩愈演愈烈，罷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抗議運動醞釀而生。

 “六四”事件說明了什麼？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學生走上街頭，青年們唱著國際歌，仿佛在對政府和世界輿論說，“看，我們不贊成資本主義，我們不是反革命”。

然而，運動從一個學生和青年的抗議活動逐漸發展到工人當中。這讓政府感到十分懼怕，並讓斯大林派決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徹底粉碎這場運動。正是通過這種殘酷的鎮壓，政府確保社會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許會問何時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關鍵的轉折點。因為我們所分析的是開始於將近三十年前的整個進程，所以要確定這樣一個時間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加速這個進程的關鍵事件確實存在。因此，我們認為更合適的問法是這一復辟過程存在哪些轉折點。毫無疑問，“六四”事件就是這一系列轉折點中的一個。

 “六四”運動被粉碎後，形勢進一步右轉。“六四”點燃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眾最終卻被擊敗。“六四”之後，政府搜查所有運動主要領導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或失蹤或入獄多年。同時，官僚為重新穩定局面又暫時放緩了市場改革的進度。但之後當它認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邁向資本主義的步伐。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記住當時的東歐和蘇聯發生了什麼。1989年所有東歐前斯大林主義政權相繼倒塌。隨著官僚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混亂時期開始了。蘇聯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隨著前斯大林主義政權於1991年崩潰，它也最終屈服於同樣的過程。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這些政權已經糜爛到如此的程度——當其倒下時官僚內部沒有任何抵抗。俄羅斯曾一度存在發生內戰的可能，但態度強硬的斯大林主義者是如此的腐敗，他們無力抗衡任何成氣候的反對力量。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已經達到它的極限。

這些事件無疑對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形成影響。 直到那時，他們都在實施市場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對外資開放；然而公有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並且共產黨的立場是公有制經濟將繼續維持主導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著掌控經濟的杠杆。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仍有逆轉的可能性，但他們並沒有逆轉的打算。正如我們所說，他們從未向回邁出過一步。面對不穩定的時刻，改革過程會有所減緩，但卻從來沒有逆轉。
1992年：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六四”事件、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失敗及蘇聯解體對中國官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決定加速市場經濟改革。他們開始認為資本主義復辟是他們自身危機的解決途徑，不過他們堅信這個過程必須在他們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質上，這意味著官僚們在准備著將自身轉變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盡管官僚正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前進，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成功。聲明意圖是一回事，實現意圖又是另一回事。如果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了和1929年大蕭條那樣嚴重的經濟衰退，那麼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可能會以不同的結果收場。但事實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在其他文章中，我們探討了西方經濟之所以在那段時間能持續增長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經濟增長只是在進一步積累新的矛盾，為將來更大的危機埋下伏筆。但是，中國官僚並不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們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分析整個進程，而只是以經驗主義的方式應對這些事件。他們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繁榮發展，而斯大林主義卻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確表達了自己針對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結論。在那年的黨代會上，他們正式放棄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的提法，並宣布將建立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年，鄧小平開啟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階段。他在深圳等幾個經濟特區的南巡旅途中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也是政權內部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時，市場機制已經在中國運營了一段時間。1992年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共產黨正式決定放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他們決定縮減國有部門。在那以前，私營經濟只是在公有制經濟之外發展。而現在，政府決定開展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們首先選擇了2500個地方所屬國有企業和100個中央所屬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這些企業的改制於1998年完成。

1994年，他們擴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將繼續控制的1000個最大型的國有企業外，其余所有國有企業都可以被個人租賃或買賣。到九十年代末，國有企業共雇佣8300萬員工，這只占總就業的12%、城市就業的三分之一。與1978年國有部門占城市就業的78%相比，變化極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國有經濟對GDP總產值的貢獻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屆四中全會上，中共又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放開搞活政策”，即國家放松和放棄控制。國家繼續放開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年內所有中小型國有企業將不再實行國家和集體擁有制。到2001年，國有企業只占制造業總就業的15%，國內貿易就業的不到10%。

中國之所以能幸免於東南亞經濟危機，一部分原因是國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對外貿具有控制，同時人民幣也尚未實行自由兌換。這兩個因素使中國能夠屏蔽危機的影響。實際上，中國反而在危機中增強了實力，並在該區域形成了主導。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間，改革進程進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確。共產黨領導層已經完全相信私營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率。他們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因為他們唯一能想像的國有企業是在官僚計劃下管理不善的國有企業，他們完全無法想像在工人管理下高效運轉的國有企業。

一篇名為“中國的所有權轉換”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數據。該文章發表於2005年，由國際金融公司（隸屬於世界銀行的一個分支機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寫，發表在國際金融公司的網站上（www.ifc.org）。

作者強調私有化正式於1992年開始。關於1995年作者這樣寫道，“政府決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國有企業，允許較小的企業由私人租賃或買賣”。文章解釋說，這一決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為1997年，500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持有37%的國家工業資產，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這些企業中的大多數由中央政府控制。

關於加速改革，文章解釋道，“這一趨勢反映出的理念是，一個企業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轉型，管理層必須擁有多數股份”。而這在中國以“國退民進”的口號出現。他們希望通過這一口號將信息傳遞給民眾。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來勾勒改革的過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這樣解釋，“如果這（六個樣本城市）是全國其它地區的典型代表，那麼中國已經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許多東歐和前蘇聯國家更遠了。”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出售國有企業的過程。這不僅是國有和私有經濟所占百分比的問題（盡管最終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也不僅是國家掌握了多少的問題；這還是國家掌控的這個部門如何運作、以什麼目標運作的問題。我們還必須關注進程發展的總體方向，而這一方向正是資本主義。

在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尚未形成一個能脫離政府的幫助、運行與美日一些跨國公司規模相當的大型企業的資產階級。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繼續發揮其關鍵作用，不過最終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將會產生。

官僚一面出售大部分曾經由國家掌控的中小型企業，一面鼓勵一直在國家掌控之外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如今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有450家企業在中國經營。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快於國有經濟，這個事實至關重要。再看看國有經濟還剩下些什麼，我們會發現其中一部分即將被進一步私有化。國有大型企業集團正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司，其中效率低下的部門被關閉，而利潤較高的部門被拋售。

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正忙著參與資產剝離。他們在私營單位有朋友，於是他們就把最好的機器、最好的部門等等賣給他們，而讓國營企業逐漸失修、衰敗。這些管理人員認為，“這個工廠遲早都要被私有化，而到時候我將收購這個工廠”。所以他們的想法是盡可能降低公司的價值，讓自己能低價收購。在許多城鎮，地方政府認為企業運作的最好辦法是將其廉價出售給管理人員以阻止資產剝離。他們認為當管理人員成為企業所有者時，他們會為了從企業獲得利潤，而充分利用資產、使企業得到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數以百萬的人們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間，3000萬個國有部門崗位被摧毀。傳統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的“鏽帶”，中國國有計劃時期的工業中心－東北工業區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員的工人則被剝奪了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權益。短短幾年之間，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逐漸摧毀。雖然工人階級在此期間曾積極抵抗，但遭到了官僚們的無情打壓。

市場機制被引入醫療、住房以及勞動力領域。現在連教育都不再是免費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已出現濃重的資本主義元素。1992年，銷售收入的40%來自私營部門。1991年，民營企業家達到1300萬，他們雇佣了2100萬工人。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業，但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在農村，他們給較富裕的農民出台優惠政策，允許他們租賃土地、在市場上銷售產品。這進一步打破了集體所有制，並進一步拉大了農民的貧富差距。1998年，中國仍有23.8萬家國有企業，而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15萬。

鄉鎮企業

我們之前提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個元素是鄉鎮企業的發展。目前鄉鎮企業占GDP的30%。它們的性質並不是很清晰，並帶有矛盾性。這意味著，如果官僚將這些企業簡單地私有化，就會造成經濟和政治的混亂。簡單的一步走的私有化對很多企業和部門來說意味著關閉或者破產 。這也有可能使中共的統治因此結束。

因此，鄉鎮企業的設立僅僅是私有化道路上過渡性的一步。它使管理者和其他寄生階層有時間積累足夠的資產，來最終實現對這些企業的所有權。這是老國有企業和國有部門如何在當今中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典型案例——他們培育和扶持社會新生資產階級，直到他們能夠直接行使所有權。有些鄉鎮企業屬於地方企業，另一些則是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的合資企業。無論哪種形式，鄉鎮企業都按資本主義企業的方式運作，並逐漸歸私人資本家所有。

鄉鎮企業有時被納入數據統計，用以說明大部分經濟仍為公有制，有的甚至嘗試用其來宣稱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從1987年到1993年，鄉鎮企業的數量從150萬增長至2500萬；1993年，鄉鎮企業的員工人數達到1億2300萬。但1996年以來，鄉鎮企業不斷被完全私有化，因此其數量也在不斷下降。即使名義上歸國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他們在實際運作和管理上也已經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層有權雇佣和解雇企業員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認為，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鄉鎮企業的員工賺取的基本工資低於最低工資，這一差距他們必須通過加班和計件的獎金來彌補。他們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能得到保障，因為設定最低工資的當地鄉鎮機關，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私底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確實，鄉鎮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空間’在很大程度上由‘充足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供給’作保障。而這些廉價勞動力產生於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除和個體農民家庭的貧困化。”（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第45頁）

鄉鎮企業的命運與經濟的整體進程緊密相連。隨著私營部門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鄉鎮企業不得不與之適應。Hart-Landsberg和Burket解釋，“鄉鎮企業也遭遇到了同樣的災難。隨著通過私人生產獲利的機會的出現，許多經營者開始非法地將鄉鎮企業的資產或產品轉移至私營企業，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賺取更大的回報。隨著共產黨致力於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一資產剝離過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速……面對利潤下降和去工業化，鄉鎮官員從國家政府官員那裡得到提示，從1996年起開始快速拋售鄉鎮企業。”（同上）

通過國家建立強大的中國資本主義

中國官僚不想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獵物，他們也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們知道，要避免這種情況，他們必須在國內維持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他們正在通過建立甚至加強一些國有企業來完成這一目標。他們手中擁有巨額可用資本，這些資本則通過國有銀行注入國有企業。

《中國的所有制轉型》的作者認為，“中國已培育超過20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巨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其中一些正在解雇數萬甚至數十萬名員工。這並不是因為它們處於財政困境中，事實上其中一些正獲利豐厚，而是因為它們希望在國際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截至2002年，中國排名前12位的跨國公司（主要是國有企業）控制了超過300億美元的外國資產，雇有2萬名外籍員工，對外銷售額達330億美元。”

所以，雖然這些都屬於國有企業，但它們的目的是作為中國主要的國有企業、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與美國和日本的企業抗衡。文中，作者提供了各所有制類型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組成表。我們看到，早在1988年國有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下降至41%，200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4%。他們所說的“真正的私營部門”，在同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經從1988年的31%上升至2003年的44%。但是，如果我們考察整個非公有制經濟，其在2003年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6%。文章總結道，“私營經濟現在是中國經濟的主導形式”。文章還指出，“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那麼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占份額將更大：1）很大一部分的集體農場實際上為私人所有；2）私營企業總體而言比其他經濟部門生產效率更高。”

在其他國家，類似的過程曾以較小的規模發生。在韓國，國家曾發展大型企業，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或轉型中的國家。這只是一個力量弱小的資本主義，那裡的資產階級太弱小、無力，只能依靠國家投資來建立資本主義。在中國，這一進程正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著。盡管一個更加強大的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但它仍然不具備運行和發展大型企業的資源，因為許多大型企業仍歸國家所有。因此，是國家支配著中國經濟，也是國家在建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中國的法律架構在過去三、四年中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以與新的財產關系相適應。2004年，政府對憲法做出重大修改，強調國家將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直到最近，中國一直有法律限制或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公共事業和金融服務等領域。但在2005年，這些法律被廢除，民營企業獲許進入這些行業，其中包括銀行業。他們開始對銀行進行私有化，並允許外資進入。事實上，資產階級分析家在分析中國時，會詳細指出還需要對哪些法律條例和法律架構進行調整，以使其與新的財產私有制相適應。他們認為這些法律制度是過去時代的遺留，亟需被廢除，以促進民營企業的運作。

中國的財產關系已發生了改變，盡管法律結構也相應地經歷了重大變革，但是舊的法律制度的殘余仍然存在。新的財產關系的發展確實會與舊的法律形式發生衝突，因為法律形式不一定會立即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但最終這個“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正如馬克思在他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雖然，我們在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是一場反革命；但是，馬克思提出的觀點仍然有效。一旦財產關系發生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也必須跟著變化。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使法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變化過程將繼續加快。盡管官僚當中有一些反對者，但這兩派“或快或慢”會站到同一邊 。憲法的修改證明了，木已成舟。
進入WTO

另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是2001年11月中國決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承諾將在之後五年內放棄所有對外貿的管制，從那時起他們正在逐步實現這一承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理由非常清楚。目前的中國經濟只有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才能存活。它大量依靠出口，因此需要國際貿易協定。它必須充分參與到世界經濟當中，這又反過來加速了中國內部的資本主義轉型。

放棄國家對外貿的控制是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的一個重要環節。回顧蘇聯歷史，布爾什維克綱領中一個關鍵的要點，也是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鬥爭中堅決捍衛的要點，就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工人國家必須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這在欠發達國家尤其重要。

布哈林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是因為，他認為通過物質激勵能提高效率和產量。但是布哈林對他的想法會導致什麼後果毫無概念。他無法預見到他的提議將會導致資本主義關系的回歸。如果布哈林的觀點在當時占上風，那麼蘇聯在1928年就會遭遇資本主義復辟。當時，蘇聯也面對很大的來自資本主義的壓力。鄧小平和布哈林之間有相似之處，這甚至都體現到他們使用的語言上。鄧小平喊的口號是“致富光榮”，而布哈林喊的是“發財致富吧！”

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在本質上是為避免資本主義入侵而采取的保護措施。回顧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這些國家往往在開始階段采取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土市場，而自由貿易只在後期才為資產階級所青睞。即使英國資產階級也在發展自己的工業時采取保護主義政策。一旦他們發展了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他們就不再需要保護主義。因為，到那時他們的工業已經強大到足夠稱霸世界市場。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描述， “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直到最近，這都在欠發達國家發生著。以巴基斯坦為例，它在約20年前有很多關稅和保護主義措施。但是近期他們被迫開放國內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主宰了這些欠發達國家的政策，而他們無法容忍保護主義措施，盡管他們同時卻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農業市場。帝國主義國家迫切地需要打開所有市場以出售他們的商品。

中國和巴基斯坦地的區別在於，強行打開巴基斯坦的市場意味著其產業和工廠遭到大規模地破壞。巴基斯坦的工業發展水平太低，以至於它無力抵御外部競爭。但是中國卻與之不同，中國政府一定在想，“我們如今足夠強大了，我們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產力來面對外來的競爭。” 然而，這激發了各國的報復性措施。特別是美國，它通過保護主義來抵抗中國廉價商品對本國市場的衝擊。
冷轉型？

現在回頭看，我們明白中國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但這是如何發生的呢？沒有武裝反革命，沒有不同派別官僚之間的劇烈對抗。托洛茨基曾經把這種轉型比喻成一部倒著放映的改良主義電影。他認為，要實現反革命，必須經歷某種形式的暴力衝突，只有在那之後資本主義復辟才能實現。也就是說社會制度無法“改革”成資本主義。

在這裡，我們必須向托洛茨基學習。我們必須要從他那兒學習的不只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他所用的方法。他所分析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國，在那裡革命傳統仍然存在。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清楚資本主義復辟將意味著什麼。這一工人階級是會對資本主義復辟做出抵抗的。同時，當時的國際形勢決定了蘇聯內部存在與中國不同的力量對比，即官僚內的很大一部分支持維護國有計劃經濟。

然而，遠超出托洛茨基的預料，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存在超過了70年之久。量變導致質變。在這期間，工人階級意識中的革命傳統逐漸被去除。曾經歷過革命的一代已經逝去。新的一代見證了一個貪婪的官僚一步一步凌駕於群眾之上。他們看見的只有各級官僚嚴重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以及一個最後剩下的快被銷蝕殆盡的系統。有時候，一個政權可以是那樣的腐爛，統治階級已無力抵抗來自底層的最小壓力。

有觀點認為，要為資本主義發展而打好基礎，就必須經歷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觀點是以1789年法國或者1640年英國的古典資產階級革命為根據。資產階級已經在封建主義的約束下積累了財富，逐漸發展起來，最終它不得不打破這些界限。年輕的資產階級領導國家對抗土地貴族，推翻封建主義，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一旦資本主義在少數關鍵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在其他相對欠發達的國家就不可能再通過同樣的方式發展了。馬克思認為德國就屬於這樣的情況。他指出，德國的資產階級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就具有反動的性質了。

孟什維克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相同的階段。當時的俄國擁有大量農民和地主階級，非常落後。他們機械地將法國和英國的經驗硬搬到俄國。因此，他們認為，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進步資產階級”。他們不明白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的論述：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不能像當年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那樣起到進步的作用。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並不總是通過資產階級領導群眾開展資產階級革命這種經典的方式發展起來。例如，當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的其中兩個——日本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在日本，是封建官僚，而不是當時軟弱和沒落的資產階級，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引領了走向資本主義的運動。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是所有的進程都由世界形勢的發展所主宰。日本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才能維持其強國地位，而日本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發揮其歷史作用，因此只能由另一個階級來替它完成這個任務。在德國，這一類似的過程是由舊的封建國家機器中的容克貴族完成的。

然而，正是因為沒有經歷革命，舊的封建制度仍有殘余。在德國，這一矛盾由1918年的無產階級革命解決，盡管這場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了，但它至少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日本，同樣的任務在1945年之後由美國占領軍完成。麥克阿瑟害怕中國革命會對日本民眾造成影響，因而強行推動了日本的土地革命。

在這些例子中，“資產階級革命”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冷”轉型。列寧曾強調，歷史包含各種突變和轉化。真正鮮活的歷史進程並不會總是精確地重復教科書上的每一個細節！社會將如何轉型並不存在死板的規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將會被不按機械的預想而發展的事件搞得暈頭轉向。

因此，我們必須將托洛茨基“冷轉型”的觀點放到其歷史背景下來考量。但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托洛茨基向我們說明了官僚如何能夠輕松地適應資本主義復辟。他解釋說，拿蘇聯發生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情況和發生工人階級政治革命的情況相比，在前一種情況下新的統治階級需要從國家清除的元素要遠小於後一種情況。這被葉利欽上台後舊蘇聯官僚的經歷所證實，中國的官僚也非常類似。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第二種假定是，如果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去推翻蘇維埃統治階層，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員、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支部書記以及特權上層當中就會找到不少的現成奴僕。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有必要把國家機關清洗一下。不過，資產階級復辟也許會比革命政黨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權的主要任務將是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須創造條件從力量微弱的集體農莊中發展強有力的農民，把強大的集體農莊改變為資產階級類型的生產合作社，即改變為農業股份公司。在工業領域，非國有化將從輕工業以及食品工業部門開始。計劃原則在過渡時期將改變為在國家政權和個人“法人”之間采取一系列的妥協措施，這種個人“法人”即蘇維埃工業負責人當中的潛在業主、流亡國外的舊業主以及外國資本家。盡管蘇維埃官僚已經為准備資產階級復辟走了很長一段路，新政權在所有制形式和工業方法方面所必須進行的將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會革命。”

雖然蘇聯是一個具有國有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人國家，但是如果它轉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權，不會有太多的人需要被清除。這是因為蘇聯已經存在特權階層，如果發生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就從工人國家的特權官僚轉型為資本主義的特權奴僕。但是，如果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發起政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那這場革命將要去除多數官僚的特權，使他們的工資與工人平等，從而會發生更大的衝突。俄羅斯目前的情況證明，托洛茨基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當前的進程。在中國，我們面對的也是一個特權階級。正如托洛茨基所強調的，這個特權階級到某一階段會希望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來捍衛他們的特權。

將中國官僚向這個方向推動的有幾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二戰後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大繁榮，在那裡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其次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和蘇聯的危機。我們在七十年代初期注意到了這點，而中國官僚也注意到了。蘇聯的增長速率下降到3%、2%直至為零，整個系統停滯不前。最後，東歐崩潰；兩年後，蘇聯也隨之解體，失去了其大片領土。

這些都是決定中國官僚想法的重大因素。他們開始時采用的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版的新經濟政策，旨在讓經濟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他們在觀察世界的發展，而整個世界形勢也將他們推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在蘇聯，他們看到了徹底的混亂和災難。他們一定在想，“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我們要引入市場的辦法，但是我們必須自己掌控整個過程。”於是他們逐步地去做了，雖然是一步步地前進，但是一旦他們走上這條道路，整個過程便遵循自身的邏輯發展到目前的境地。

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已經逐步形成。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來捍衛自身的階級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官僚還會想要逆轉整個過程、並將其成功實施嗎？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能夠不引發衝突而實現這一逆轉的階段。如果中國官僚中的一派決定走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他們就必定會與親資本主義派發生重大的衝突。因此，重新走向某種形式的官僚計劃經濟的“冷轉型”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一種假想的情況，因為沒有任何跡像表明中國官僚內部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派。

影響中國走向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工人階級的規模和經驗。在目前的形勢下，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都必須依靠和發動中國的工人階級。這一工人階級將不會接受任何企圖回到斯大林主義的運動，他們將勇往直前地奔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權。

毫無疑問，工人階級的運動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中的一部分人。中國媒體所刊登的一些信件和文章表明，似乎仍有一部分中共黨員堅守1949年的革命理想。這些人將被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所影響，與占主導地位的親資本主義派發生衝突。這將意味著不同層級官僚的分裂。上層官僚將捍衛新的資本主義關系，而下層官僚中的一部分將被工人階級的運動所推動。

托洛茨基認為俄國官僚中存在“賴斯派”，即希望恢復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一部分人。在1930年代，這樣的一派的確存在。那時，革命剛發生不久，許多經歷過革命的黨員可以看清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區別。

但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蘇聯延續了幾十年。斯大林逐漸破壞了每一個與十月革命理想有關的鏈接。盡管如此，在1991年蘇聯瓦解時仍有這樣追求真正列寧主義思想的一派，盡管他們占少數。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托洛茨基所描述的“賴斯派”並不存在。1949年的革命並不基於列寧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在上台前很久就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組織。因此，甚至是來自1949年革命前的人也已經把斯大林主義作為參考。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和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之間的區別。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必然已經轉變為退化的工人國家。但是歷史上唯一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是蘇聯。它最初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但由於後來革命被孤立、官僚開始奪取權力，而逐漸退化。但是，要真正完成這一退化，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不得不清洗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因為這些共產主義者明白他們所面對的政權只是一個可怕的仿制品，它與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努力建立的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但是中國一直都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政權。從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第一天起，中國就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事實上，共產黨繼承了舊中國的國家機器。當然，即使在蘇聯初期，列寧也指出，在工人國家的表面下是沙皇俄國的國家機器，因為在一個落後的國家，新的國家不得不依靠許多舊的官員。但是，至少在列寧時代，工人們能夠通過他們的權力機關——蘇維埃，來遏制這一階層的保守傾向。可是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

盡管如此，黨內仍然有一部分人對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感到恐慌，只是他們采取了一種扭曲的方式。他們看到工人失去權力，看到所有革命理想被踐踏。於是，他們重提毛澤東時代下的中國，因為那是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但是當前，伴隨著如此龐大的無產階級的誕生，那完全基於農民的毛派思想對今日的工人階級毫無意義可言。如今，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主導力量，他們在城市中尋求出路，因此他們要想重回毛時代，就必須提出工人掌握政權。這樣的發展將對共產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將不可避免地以階級為界限發生分裂。

然而，官僚的上層並沒有回到國有中央計劃經濟的想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目前這個制度是可行的，甚至是運轉極其良好的！我們已經提到，托洛茨基指出官僚希望能把特權傳給他們的後代。今天這些官僚的子女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們絲毫不想回到國有計劃經濟，也沒有物質基礎讓他們希望回去。他們會抵制任何逆轉歷史的嘗試，國家也會支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