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英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者和现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首席理论家艾伦·伍兹（Alan Woods）于1976年秋在仍处于佛朗哥主义极权政府治下的西班牙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完成的小册子。文本原名为“中国境内究竟在发生什么事？”（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In China）。

本文发布于RCI（革命共产国际）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中文译者简介

本文是英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者和现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首席理论家艾伦·伍兹（Alan Woods）于1976年秋在仍处于佛朗哥主义极权政府治下的西班牙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完成的小册子。文本原名为“中国境内究竟在发生什么事？”（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In China）。原文以西班牙语撰写，以回应当时西班牙地下左派之间对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抱持幻想的人士。透过阅读当时西班牙媒体对中国情势的报道，伍兹得以分析出毛泽东透过发动文革来进行官僚之间互斗的基础本质，并对毛死后四人帮和其他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果以及中国朝向资本主义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当时他所参考的资料可能在部分细节上与事实相左，但是主要的预测却在文章发表后一一实现。我们特此翻译这本重要的小册子，供中文世界的读者们参考。（译者：Iwata）

1977年春英语版简介

1976年的四人帮反邓运动宣传海报

撇开中国领导官僚挥舞的革命口号，本文直指他们的行动下文最初发表于1976年末,包括了直到76年中的资料。技术原因导致出版受限。我们首次将这篇文章以英语发表，它提供的分析对严肃思考的社会主义者寻找一种对中国时事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大有帮助。

背后的物质动机。通过分析76年初反邓运动的潜在原因，伍兹准确地预见了江青激进派的垮台。由于官僚阶层对于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增长，任何像四人帮一样威胁政治稳定的团体都必须被铲除。在后毛时代，在两派官僚斗争不断激化的过程中，谁控制了军队，谁便拥有实权。毛逝世后，军队成为了最高仲裁者。

中国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因政局动荡几乎四分五裂, 而这是在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发生的。去年7月的地震[1]使约650,000人丧生，据报道称这使中国倒退了三年。中国达到世界领先的经济水平的计划也因自然灾害受挫。华国锋稳固权力以来，所有重点放在“秩序，稳定和经济增长”上。 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3月30日，人日又发文表示资产阶级的激励机制已经被引入，“资产阶级的物质激励机制虽然本质上是反动的，但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2]。

四人帮在毛死后不久被粉碎

我们可以从对江青的指控中一窥党高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她得以在 “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天堂”中“下令关闭一家造船厂，因为噪音打扰了她；砍伐了一片森林，因为遮挡了她的视线；使一位电工遭受折磨，因为他没有保障江青卧室的供暖”等等。这一切不正表现了特权阶层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的吗？清算四人帮在早期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最激烈时近乎内战。山东省有超过4万人在76年八月到次年十月间伤亡。全国各地都有私兵，抢劫银行，扣押武器粮食，强奸妇女以及破坏交通的报导。最终又是军队恢复了秩序，特别是在一月，军队接管了铁路并控制了中国75%的运输。混乱中的错误又被归结于四人帮，他们被指控“逼迫毛泽东下台，伪造毛的意志，泄漏国家机密，组织文革的暴力行为，封锁党的文件，破坏生产，进行反党活动” 等等，好似官拜党中央的（并受各方关注的）四人帮成员仍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被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他们被撤职只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开始威胁到整个官僚阶层。

群众呢？群众经常要等事件结束了才能得知发生了什么。华国锋上任后接见了约2百万人，其中安插了大量军人，在北京进行的被小心控制的示威[3]。一月下旬，群众读到昔日的“走资派”邓小平（见下文）被平反。经济增长也是如此。群众面临粮食和燃料短缺，煤炭等产品却被出口以换取用于支付进口技术产品的外汇[4]。当群众勒紧裤腰带时，他们从墙报上得知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党领导们居然宴请了英国反动首相撒切尔夫人[5]。这就是整个中国官僚阶层的犬儒主义和背叛！

近期的所有事件都验证了本文做出的分析。也正如文章指出的那样，只有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才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负担，并为在中国，苏联以及全世界建立健康的工人国家铺平道路。

1977年春

文革究竟代表什么？（原题：中国境内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艾伦·伍兹（Alan Woods）著

对于所有国家的进步工人来说，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俄国革命之后20世纪第二重要的事件。它一口气把一个庞大的国家，几乎一个次大陆，数亿人口，从全球帝国主义的枷锁上拉了出来。

中国本身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由疲软欠发达的经济带来的许多问题：文盲，饥饿和民族屈辱。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是过去20年生产力巨大发展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当今对中国的任何分析都面临缺乏实例的严重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官方数据。

因此，我们掌握的数字少且不完整。但仅有的数字展现的经济增长率也令人印象深刻。 几年前，在美国著名毛泽东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对周恩来的采访中，首次公开了经济发展的官方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和其他官方数据进行以下经济比较：

尽管这些数据相当零星，但仍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最近的五年计划开始前夕，斯诺引用的1970年工业生产总值数字是900亿美元， 而1957-70年间年增长率约为9％。这是在 “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混乱，“人民公社”的失败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苏联撤援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就。

尽管1967-68年钢产量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实际上下降了，但1970年钢产量达到了1800万吨。总体而言，钢产量在15年中增长了400％。

现在第四个发展计划结束了，我们得到了上一个5年计划（71~75）的数据。据法国的《世界报》1975年经济与社会年鉴报导：“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里强势增长。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和经济危机时，中国工业产值的发展速度约10％。”

中国经济不仅在工业领域而且在农业上都表现出相对于印度等周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建国初中国农村的落后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只有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克服。农业领域的国有化，有限的机械化和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果。

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1亿吨，而1971年为 2.5亿吨（在20 年内每年增长4%），1975年为2.75亿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非常短缺，这样的增长是以木犁、自行车和独轮车为基础的原始农业技术实现的。1971年化肥产量增至1700万吨，但仍不足以替代人粪，其浓烈的气味甚至传到北京市中心。

事实上，中国只有8%的土地被耕种，但仍然养活了88%的人口。如果中国有新技术也许能喂养整个亚洲。农业成就仅次于工业。 即使有4/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仍有23% 的农村社区没有连接到公路。过去27年的重大发展并没有使中国脱离落后的窘境。和俄罗斯的情况相同，一般中国农民与他们在“公社”内拥有的一小块土地密不可分。去年通过的宪法确认了他们在“公社”内的个人使用权。只有彻底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国农民才能摆脱过去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地方主义陈规。没有拖拉机，毛泽东思想也无用武之地。

然而，终结了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统治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 年来，农业用电量从 2000万千瓦时上升到6000 万千瓦时。去年总电产量达到了1.25亿千瓦时。 煤产量达到4.10亿吨, 石油开采量在 7千-8千万吨之间（1974 年为 6500 万吨）。中国已经开始出口石油和其他商品。中国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和比中国建国早两年但处在资本主义下的印度相比，可以看出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中国人口只比印度多50%，但粮食产量是印度的两倍 (1975年中国产量2.75亿吨，印度1.16亿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印度仅城镇就有870万人失业，工业增长率还不到中国的一半。印度人民饱受饥饿、贫困和文盲之苦，这些在中国随着资本主义被消灭一同消失了。

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中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到中国访问的医生都证明了他们所见的中国人健康水平，甚至可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水平相媲美。关于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亚洲的情况要好于欧洲。1949年，中国有天花、麻风、瘟疫、霍乱、疟疾和肺结核等严重问题。如今，它们几乎已被消灭。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所说：“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南美相比，中国控制了人口增长，人民有足够的食物，主要的致命传染病得到控制。”

另有一份中国杂志报道，25年前的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医疗设施。有钱支付医疗费的患者会被送到城镇治疗。生活在饥饿与死亡边缘的贫农没有机会去看医生。他们除了忍耐痛苦等待死亡，别无他法。现在每个公社有一座诊所，每个县有一所医院。与西班牙相反，中国的医疗由国家负责，不向私人投资营业开放。

根据西班牙《资讯报》（《资讯报》）的记者对中国教育体系进来做出的报道：1949年以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现在有93% 的儿童接受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已扩展到所有城镇和大部分农村（1975 年约有 1.45 亿人进入小学，约 3650 万人进入中学）。与西班牙相反，教育在中国完全免费的。

中国有特权阶层吗？

中国工人都明白上述成就是历史性的进步。但群众生活水平依旧较低。棉布定量供应 (北京每人5米每年)。消费品和住房短缺依然严重。《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写道：“在一个没有私家车的国家，司机节省每一滴汽油，甚至不惜牺牲电机和传动系统。住所和办公室的灯光昏暗，学生们穿上大衣去寒冷的教室听课。家中几乎没有电动助力设备或取暖设备。”

工业工人每周工作48 小时的基本工资约为每月 7 英镑。技术工人的收入最高可达 22 英镑。专家的收入为 67 英镑或更多。考虑到中国相对欠发达的特征，这已经表明底层和高层待遇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国家高级公务员的工资数字很难查到，但即使工资上与专业人士处于同一水平，也无法反映这些人的生活水平， 因为他们可能享有各种“工作福利”、特权、公务车等。

许多西方记者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异或任何特权的社会。 这并不奇怪。

1930 年代，也就是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巩固权力的时期，资产阶级记者和游客同样记录到苏联缺乏明显的特权和“苏维埃民主”、“新文明”，等等。然而，中国工农看到的事实与资产阶级游客们不同。问题是，在一个相对落后、消费品紧缺的国家， “小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和俄罗斯一样，食物、公共交通和住房等基本消费都很便宜，更重要的是，20 年来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平。这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优势。

中国确实存在的差异可能比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都小，但对于一个中国工人来说，它们比对习惯于炫耀财富和特权的外国人来说要明显得多。《资讯报》记者Iparraizi在2月写道: “高级公务员、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享受着巨大的物质特权和丰厚的经济财富，总之收入高又生活好，但其实他们把这一切都隐藏的很好。统一性是中国人的共同点。那里的每个人，至少他们的外在行为，似乎都是一样的。也许餐厅是唯一可能暴露他们高待遇的地方。没有私家车，没有像苏联那样的乡间别墅，也没有或多或少多余的奢侈品，餐厅是社会金字塔顶层的象征。”

除了“或多或少多余的用品”的想法中明显的势利因素–对于中国穷人当然不是，但对于西班牙资产阶级记者来说–我们对中国的现实理解得很差。苏联（Iparraizi将其与中国并列作为后者统一性的证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当时俄罗斯经济水平比现在低得多，其不足以生产所有“或多或少多余的奢侈品……”。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官僚以基本生产力，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目标，宣传努力工作、个人牺牲、反对奢侈品，以及“或多或少是多余的用品”，甚至惩罚那些享受在当时条件下构成对工人挑衅的生活条件的中下层官僚。

苏联工人和如今的中国工人一样，为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 1930 年代外国记者的报道，显然也存在“统一性”。 然而，当时的苏联也存在着巨大的特权，这些特权躲避了资产阶级记者的注意。 即使在今天，在像苏联这样的国家，不必排队就能获得基本必需品也是一项巨大的特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官僚马上就有了私人别墅和汽车。

要看到中国官僚的特权的情况没有去找私家车和彩电必要，只需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这里有一个大问题。中国官媒很少提供有关该国真实生活的细节，而访问该国的记者通常仅限于对“统一性”的肤浅观察。还是根据Iparraizi 所说的，官媒甚至不承认该国存在某些犯罪或自然灾害（上次地震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报纸内，你找不到半点关于抢劫，谋杀，简单的事故之类的新闻。至今也鲜有人知道去年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地震的受害者人数，其影响甚至在远离震中的北京郊区引起了恐慌。”(《资讯报》，1976年2月21日)

很明显，要从官方媒体中寻找腐败、管理不善和官僚特权的证据只是在浪费时间。偶尔才有可能从“新闻媒体”那里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

“即使在党的最底层，也存在腐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学习与批判》杂志最近在其版面中转载了一篇于1951年发表的文章，详细谴责了两起党干部贪污腐败的案件。”（同上）

从另一名记者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准确地了解工人和官僚之间的差异，而这些细节的重要性也是被报道作者忽视的。例如，一位英国记者在一篇关于在中国火车旅行的文章中写道：

“来自自助餐车的厨师进入你的车厢，讨论菜单、价格和菜肴质量。但是在餐厅用餐的乘客相对较少。大多数人满足于站台上出售的大圆三明治和苹果......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乘坐一等舱旅行的公务员和高级官员。军官没有佩戴任何类型的徽章，但与只有两个口袋普通士兵相比，你可以轻松地通过上衣上的四个口袋来辨别出他们。” （英国《周日时报》，1975年1月19日）

诚然，“统一性是中国人的共同点”。但是通过四个口袋而不是两个口袋的小细节，一名中国工人知道他正站在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面前，但他自己必须满足于三明治，而他的上司则在餐厅讨论菜肴的质量。当他坐在硬座上时，他的上司在舒适的一等舱。当然，这里没有“别墅”或私家车。但有时四个口袋和两个口袋之间的差异就足够大了...

特权阶层与中国工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文革最后阶段。

《资讯报》的记者记录了他与一位中国工人的一次重要谈话，工人讲述了他的经历：“那是多么辉煌的岁月啊”……工人的眼睛明亮又热情，他对我说……“我们非常努力，直到推翻了我们工厂的修正主义管理。管理者在孩童时期是一个地主的牧羊人。他懂得饥饿和贫困是什么感受。他入党以后，坐上了到了厂里最高负责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堕落了：他买了一张沙发，星期天还带着家人乘着工厂的公务车出去兜风。”（《资讯报》，1976年2月21日，我们的强调）

据此，我们得到了下层官僚机构以及工人对他们的态度的形象描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下，购买沙发而不是别墅，仍然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尽管对资产阶级记者来说这似乎是谎言），没有汽车，代之以中国公务员使用“工厂公务车”。 并不是中国官僚“很好地”隐藏了他们的特权，而是西方的“专家”不知道如何从中国工人的视角看事情。

尽管被官僚垄断的官方媒体缺乏关于腐败和特权公务员专横行径的报导，但我们还有另一个更“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我们参考大字报，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达问题的方式。

这些墙报控诉了许多官员腐败和黑市行为的例子。 贿赂的恶习在中国古代官场中很普遍。在官僚统治下，又没有工人民主时，这种“光荣传统”的延续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一张被西方媒体引用的墙报以桂林1000名木工的名义，指控3名官员囊括了40万元人民币（约合96万英镑）。有一次，这些官员在中国西部城市兰州的供应商的帮助下，在为工人购买便宜的大衣后，通过替关系亲密的人下订单，挪用了 3000 元。

在另一家伐木场，官员被指控为帮助他们贪污的联系人花费 7,800 元用于宴会和其他疗养。另一份墙报指责某知名人士使用公共建筑“作为消遣和该镇官员的游泳俱乐部”。这些墙报最后被撕掉，试图张贴它们的女性遭到武力威胁。

涉黑官僚的待遇可以与像陕西工人Liang Hua的遭遇形成对比，他的情况在另一张墙报上有所记载。Liang Hua在工厂里被抓，先是被扣了工资，几个月后又被开除了。从这个骗局中，我们可以很具体地看到厂长（毫无疑问是正宗毛党干部）的狂妄和专横。这位工人从西安到北京的长途跋涉，上访十一趟才恢复工作。

“文革”后，地方政府多次试图镇压这些抗议活动，有时使用强硬手段。墙报提到了一群乘坐卡车的“右翼分子”，他们手持石头、棍棒和铁棍，与政府串通一气，恐吓工人。

其他墙报则抱怨警察的暴力行为，例如一名女孩因批评官员而受到恐吓，受到维护“公共秩序”的迫害，接受长期审讯，被监禁、殴打、被剥夺政治权利，最后被发现时已死亡。

1973年，所谓党的“左”翼领导人王洪文在评论此类“事件”时对外媒强调，“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层干部不容忍党内或党外群众的不同意见。他们甚至压制批评，进行报复，个别情况极为恶劣。”

“在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时，党的纪律是绝对禁止例如不能说服就镇压，不能镇压就拘留等不正确的做法。”

一位政治局领导的这番话，是勇敢地承认了镇压反官僚主义者的维稳手段。“他们不容忍不同的想法”、“他们压制批评”、“进行报复”、“镇压”和“拘留”，这些词条可以准确描述官僚阶层在面临失去特权的危险时的心态和行为。如果没有特权或私利可以捍卫，如果存在工人民主制度，那么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传统完全格格不入的方法从何而来？尽管外交辞令称其为“某些个别情况”，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手段是普遍的和常态化的。把这些方法归于“领导干部”的说法也不是随便说说的，相当于承认这些罪行不是由某些底层官员或个人的“错误”造成的，问题恰恰来自政权本身及其领导层。

王洪文发表评论近一年后，类似的事件仍然出现在墙报上，就像1974年夏天北京运输公司的工人发表的，他们抱怨库房里有200到300位之前的维权人士被归类为“左倾”，受到迫害，工资被克扣两年。墙报还讲述了一位工人如何自杀和另一位工人如何自杀未遂。

在这一点上，涌现出许多问题。如果中国工人控制着国家，如果工厂由工人管理，那么这些对工人的野蛮报复和官员的专横行为从何而来？如果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为什么工人要通过墙报而不是在党或工会的报刊上表达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腐败和糟糕的管理？难道中国工会没有能力履行他们的基本职责，即捍卫工人利益的职责吗？

“文化大革命”后，工会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改造。从某厂厂长向外国记者解释工会的作用，可以看出问题：“过去工会过于关注工人的福祉，而对政治关注不够。” 中国工会之于国家政府没有一丁点的独立性。正如这位厂长所解释的，工会的基本作用不是捍卫工人利益，而是充当官僚思想和计划的传声筒。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在苏联工业化的前期和五年计划期间，就连斯大林都以蛊惑人心的方式“反官僚”，甚至用大清洗的鞭子打击苏联的中下层官僚。这是为了敲打特权官员的贪婪胃口。所谓文化大革命，被“中国之友”（准确地说是“中国官僚之友”）解读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彻底消除中国社会特权和不平等的先决条件。这一论断在那些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和“中国观察家”天才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他们仔细地从毛泽东说的一句话中寻找对中国“神秘”事件的解释。实际上，中国官僚集团的操作从来没有任何创新，他们遵循 1930 年代俄罗斯斯大林主义的模式。

从工人民主的控制中逃脱出来后，厂长、工程师和国家官僚将有无限可能，通过掠夺国有经济，以牺牲国家和整个官僚系统为代价，发财致富。为了捍卫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集团的统治，需要一个新版本的波拿巴，他利用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新形式的国有化财产，创造一种“超出”社会的表象，在社会内部不同层次和阶级之间保持平衡，这种表象存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波拿巴独裁者斯大林挥舞着恐怖棍棒，不仅用它来对付工人，而且还用它来对付攫取了超过斯大林的“公正尺度”的战利品的官僚。

“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类似于斯大林在 1929-39 年间的政策。 他们都以工人和学生为基础，尤其是学生。以中国“波拿巴”毛泽东为核心的高层官僚，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多次重击官僚阶级的其他部分。这些过度贪婪的官僚，他们的腐败和盗窃威胁着经济发展。

毛泽东一边蛊惑人心号召动员群众与“坏官僚”作斗争，另一边却丝毫没有放松对权力杠杆的掌控，尤其是农民军，这是任何类型的波拿巴主义的经典武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国家、工业和党进行了有效的清洗。清洗没有达到莫斯科审判那样的血腥程度，只是因为在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部门，这对官僚集团构成严重威胁。

俄国革命开始于一个由工人阶级在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的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而1949 年的中国革命是从俄国革命停止的地方开始的。中国工人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波拿巴主义方式建立的。中国革命依靠农民军，在经典的农民战争中，斯大林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平衡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经济国有化。同时中国也缺乏工人民主的最基本条件。在中国，没有苏维埃，没有工人管理，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真正的工会，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种有利的客观环境的总和—美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涉，中国资本主义破产，20年来中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们看着苏联这个鲜活强大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先例，按照俄罗斯的表象建立了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依靠国有化的生产力的畸形工人国家。即便没有工人阶级有意识地控制和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国有化仍是历史性的一步。

在所有生产部门都集中计划的国有化经济中，工人民主不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经济生活本身的必要条件。即使是由最真诚、最无私又最聪明的一批人组成官僚集团，要“自上而下”地控制一个拥有八亿人口，一个省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大国，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可怕的领导失误、浪费和腐败。中国领导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短缺、经济运行不畅以及刘少奇、林彪或邓小平等资产阶级份子的“破坏”，试图掩盖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中固有的缺陷。

人民解放军被用于镇压任何失控情况。

然而今天中国的政局已然右倾。昨日闪耀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消失了，并在党的十大上被斥为要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败类”。那些没能及时划清界限的人跟林彪一起被打倒。新转变并未得到各地工人的认可。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一位军官向我证实，他不得不派兵到一些工厂内恢复秩序。”失去工人民主控制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强人政治”，即波拿巴独裁者的鞭子才能防止官僚的野心吞噬过多的国民产品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典型的波拿巴主义风格，让工人斗争厂长，“旧”斗争“新”，士兵斗争文官，城镇斗争农村，部分官僚斗争其他官僚。毛泽东以“红卫兵”帮派为鞭，严惩中下层官僚，甚至恐吓部分高层领导，以重申自己 “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但他的基本盘是“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支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军队，是波拿巴主义的经典武器。军队的“调节”作用在“文革”末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通过煽动“群众造反”恐吓下级官员之后，毛泽东开始用他忠诚的农民军队来控制动乱。他在工厂里重建“秩序”（并非没有流血），把顽固的学生被送到农村，并劝告人民“向解放军学习”。

“文化大革命”使官员们受到制约。 “苏州一家丝纺厂厂长说，文革期间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的示威活动，”泰晤士报记者报道。“现在厂长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尽快恢复‘正常’”。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 年 4 月）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此后，“造反有理”等口号迅速被否定。1969年7月29日，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说：“事情的成败，要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思想。”

重要的是，许多针对“极左主义”的攻击都集中在“经济主义”的危害上。有证据表明，工人们利用混乱并在经济需求方面发动攻势，甚至达到罢工的程度。但《人民日标》这样评论:

“隐藏的敌人正在利用......利用一切机会制造骚乱......通过唤起经济主义的旋风......破坏社会主义财产和经济计划...并利用宗教差异破坏民族团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工人处于动荡之中，西藏、内蒙古、满洲和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伊斯兰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文革在各民族中产生了深刻的不安定因素，强烈地推动了民族主义和分离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加上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使得统治阶层决定让解放军干预以恢复秩序。

新“大跃进”

必须记住的是，这些动作的双重目的已经达到：恐怖在官僚队伍中蔓延，因为他们以贿赂、诈骗和腐败的形式占有了大部分工人创造的财富；通过反对“物质奖励”的运动，工人也确信需要他们做出牺牲。这一切的背后，是新 “大跃进”构筑的下一个时期中国工业强国的基本思路。

官僚集团的这一目标在 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该次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保密举行的。中国人民在大会的决定作出后才正式听说大会的事项。

这是全国人大十年来的首次会议。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革”、与美国的谈判、与苏联的边界冲突、工厂和人民的动乱、“反孔反林彪”的运动，所有这些都没有征询过人大意见。党、青年团和“工会”正常活动在这一时期自然也解散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匆忙召开，旨在谴责“叛徒”林彪（当时是毛泽东的继任者），批准新的“毛宪法”。很明显，第四届全国人大不过是合法化领袖及其最新统治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代表大会确定未来主要目标是为了在中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开启工业发展的新时期。这解释了中国发起的经济自给自足运动。中国的官僚集团受到俄罗斯和美国两大巨头的压力，尤其是邻国俄罗斯。

新宪法指出，“社会帝国主义”（俄罗斯）是主要敌人之一。官僚集团必须快速发展经济，尤其是重工业，才能发展中国的军事潜力。时任总理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了中国官僚野心：

“1980年前建立全国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到本世纪末，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和国防现代化，还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跻身世界前列。”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仍然相信他们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强国，尽管有众多事实显示这是不可行的。

但这种观点与中国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不匹配。尽管中国经济在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此时占中国经济比重较大的还是2500万吨左右的年钢铁产量。这个数字是英国的两倍多，与西班牙的数字一样大，但对于一个拥有 8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还是完全不够。要实现周恩来所述的在25年的时间里“跻身发达国家”的计划，需要中国工农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中国目前的钢铁生产甚至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中国必须将钢铁产量至少提高 5 倍，相当于每年增加 25%，才能在 25 年内达到苏联目前的水平。

这种条件下，中国单独建设“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只能是反动的乌托邦。只有一个或多个发达国家（如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提供足以迅速克服中国1000年落后的必要的资本。中国领导人狭隘的、单边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现实中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革命发展的障碍。中国工农为这些先发国家停滞不前的无产阶级革命付出了汗水与血泪的代价。

毛主义者的“自给自足”哲学假定中国人民将经历长期的奋斗和牺牲。只有抑制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积累必要的资本来完成周恩来所述的计划。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的最后一点劳动力榨干。正如一位高官在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所说：

“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需要以谁的代价来解决工业化的政策和物质需求”（我们的重点）。

对同一位记者，另一位官员以简答了上述问题：

“我们只能勉强温饱。 但为了发展经济，必须维持一阵这种情况，人们也明白这一点。”

当工人阶级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是特权阶层时，他们当然愿意做出努力和牺牲。这在工人民主地参与工业组织以及社会和国家的运行的前提下是可能的。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牺牲工人阶级的“今天”和“明天”。除了工人民主以外，再多的官僚主义的威胁和军事命令也无法阻止热情转变为冷漠和怨恨。

在这种大环境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的“毛宪法”。其中的“公民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以及罢工权。如同1936 年的斯大林宪法，它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宪法不是严肃的行动方针，只是对部分官僚的恐吓。

宪法的“权利”对越轨的官员构成潜在威胁：在个别“滥权”个案下，宪法允许罢工。但其实不存在西方工人所理解的“罢工权”。

试图以罢工提高生活水平的工人被谴责为“经济主义者”、“追求物质激励”和“反对政治挂帅”。

即便极权国家存在特权腐败和暴力镇压，工农群众仍然支持新秩序（由于新中国所代表的巨大历史进步），甚至准备在这个特殊时期，为了发展经济牺牲。各阶层人民，至少在工人阶级中，都真正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经济发展计划在群众心中已经和周恩来的名字绑定，这能解释最近群众在北京纪念周恩来的示威活动中展现的热情。

在中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梦想必然造成资源与人力的浪费。官僚计划的损失和低效固然是障碍，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无疑会迅速转变为强大的经济体。

由于经济的落后，差异和特权暂时被控制在“得体”的范围内，但经济增长将极大地推动官僚集团的特权。同时工人中的不满在蔓延，他们迟早会发现“小领导” 的大话和现实的距离。中国官僚统治的相对稳定，是因为它在生产力发展中暂时发挥着相对进步的作用。尽管其效率可能比工人民主制下的低一千倍，还有多得多的牺牲和损失，中国官僚系统在加强社会的经济发展。毛泽东集团能够纵容自己像“文革”这样的冒险，正是因为他们有安全感，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在毛泽东的操纵下发动的群众运动迅速前进，远远超出官僚预想的范围。尽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稳定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文革”期间发生的罢工和占厂已经预示了未来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这让官僚们警觉起来，并迅速转变风向。

最突出的“文革”领袖林彪的倒台和逝世，标志着毛派政策的转变。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名字被写入宪法，成为毛泽东的合法接班人。十大则通过了“永远开除党内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骗子、叛徒— 林彪”的决议。林彪的合作者、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国民党的反共分子、托派、叛徒、敌对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他们作为 “文化大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照片过去几年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毛派报刊上！但是对于习惯每两分钟食言一次的官僚来说，高层的态度大转弯又有什么关系呢？

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就是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来解释它“反复无常”。但是对于所有认真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正在思考的毛主义同志来说——这些变化都需要严肃的解释。

中共代表大会总是短暂又神秘，从这一点可见端倪。尽管条件艰苦，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每年都举行。在俄罗斯人民危难的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公开举行年会，公开讨论政治分歧，俄罗斯和世界的所有工人都能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

布尔什维克党内分歧经常相当严重，但从没有到同志们互相分裂开除的地步，更谈不上被骂为“资产阶级代理人”.

中共十大代表着中共对布尔什维克方法的否定。它是在完全沉默中准备和举行的。 正如记者Ignacio Iparraizi 报道的那样：“几天前，外国记者中流传着即将召开中共代表大会的谣言...... 我急忙赶往酒店。 楼层服务员告诉我：‘实际上刚刚结束’，中共宣布了十大胜利闭幕。”

“我听着收音机上不断重复播报大会的最后公报。 林彪的名字终于在沉寂了近两年后被提起。 全国都知道了毛泽东的‘叛徒’接班人的叛国和死亡，但至今没有人正式表态。从此林彪的名字像过去一样每天出现在媒体上。一场‘批林’运动为了一劳永逸地扫除他的恶毒影响而展开。(《资讯报》，1976年2月20日。).

中国人民被允许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听取最终公报。但是开幕公报呢？ 政治决议呢？或者是基层或至少领导在讨论中的正反方发言记录呢？ 几乎得不到上述信息。只不过是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名字已被写入宪法的昨日英雄，为何作为一个大叛徒“永远开除党外”，这一切都没有丝毫解释。现在群众被鼓动参加声讨林彪的运动，就像几年前他们被鼓动参加游行支持林彪一样！

第九次代表大会开了三个星期，而十大用了五天就得出了上一次截然相反的结论。从这些事实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决定都在代表大会之前内定了，大会无非是“一致通过”主席的决定，走一个“民主流程”。唯一清楚的就是“上头”在大会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决定了风向的变化。

同样在秘密召开的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前，我们看到无数“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昨天的叛徒）再次以国家，党和工业领导的身份出现，真是令人惊讶。

1975 年 1 月，第四届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就像上届中共代表大会一样秘密召开。 人大的主要议题是开启工业发展的新时代，以期在中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将一些叛逆的青年纳入新的集体领导层作为文革给官场的“委婉提醒”。王洪文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位年轻的野心家从上海工会的官僚开始，在政局的“左倾”剧烈转变中上台。林彪垮台后，王洪文作为对抗邓派的砝码被保留在领导层中。 他的作用是通过壮大红卫兵的威胁来震慑官僚，即他两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些“七八年之后仍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这些人有的视文革为黑色的深渊，汗毛倒立……有的说，文革完全没有必要。

这正是大部分中国官僚对“文革”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害怕“敬爱的主席”的鞭子。另一方面，他们视之为一种不得不接受的讨厌的必然性，控制官僚系统中的过激行为以维持整个官僚机构的权力，这是官僚为权力和特权付出的代价。毛泽东的铁腕很糟糕，但工人民主对官僚来说要糟糕上一千倍。毛泽东通过社会不同阶级和层次之间不稳定的平衡来保持绝对权力，但还是要依靠国家，而国家又基于新的生产关系（工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国家垄断外贸等）。作为群众与官僚之间，以及官僚不同派别之间的“最高仲裁者”，毛泽东似乎是“超出”社会的。伟大的幻觉并非来自所谓毛泽东 的“天才”（毛语录红宝书内的“杰出思想”与童子军指南大致处于同一理论水平），而是来自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的关系。毛泽东的个人权力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失常。这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这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过度阶段问题。生产资料国有化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造福了全体中国人民。

同时，低水平的生产力并不允许快速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城乡差别巨大，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阶级同时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也存在矛盾。消费品短缺是特权、腐败、黑市等的源头。这些是官僚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因素，这种官僚集团代表着工人国家内部的寄生虫，其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组织中的改良主义官僚集团非常相似，并且伴随着同样的社会矛盾。 他们一方面是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反动角色。他们必须替统治阶级的所有特权承担代价，以换取其无能和背叛工人阶级的“特别服务”。但另一方面，他们相对于反动的旧统治阶级更进步。换言之，劳工官僚集团的职位和特权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尽管他们每天都背叛工人，将工人低价出卖给资本家，但改良派官僚还没有准备好看到他们特权的基础消失。工会官僚会从资产阶级国家和老板手中捍卫他的组织。然而，官僚集团的改良主义政策经常会破坏他赖以维持特权的工人组织。

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体制下改良主义官僚做出改变的作用与苏联和中国的统治阶层进行比较。斯大林主义官僚依赖于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他们需要保护革命的成果免受帝国主义的侵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然而由于腐败、管理不善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反复无常，官僚集团的存在本身就是破坏工人国家的一个因素。苏联经过50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水平，官僚权力与国有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的，而中国还相当不发达，毛派官僚集团享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每位工人都从他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的腐败和管理不善。 如何解释这种低效率？资本家对生产中可能的最大效率感兴趣。但实践中正好相反，原因很简单：在任何大型公司（比如跨国公司）中，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小群资产阶级“专家”，也几乎不可能在没有工人积极和自觉参与的情况下有效地组织公司。

诸如判断错误、不能“从上面”纠正的错误等问题层出不穷。但在资本主义之下，至少存在着市场和“自由竞争”的控制。这不存在于国有经济中。一个工人民主、工人控制、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权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妄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次大陆的国家，从上层官僚主义强加的生产计划，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大量错误和扭曲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中国的经济达到了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长率，这与官僚体制无关。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很低，结构也简单，官僚管理造成的损害尚比苏联小很多。但在工人民主制度下，有可能实现远高于目前的增长率。

毛泽东的波拿巴政权一方面为了捍卫官僚的统治打压工人，另一方面为了捍卫国有经济免受官僚行为的破坏，有时是依靠工人打击官僚，尤其是中下层官僚。毛泽东曾说过：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话可以看作对某些官员隐晦的威胁。毛泽东的话，以及前面提到的王洪文的话，意思是：“不要以为你很安全。 保持检点，手离公款远一点，否则……”

邓小平的垮台

第四届全国人大为中国在世纪末成为“世界领先行列”的超级大国开辟了前景。作为保障建立强大经济基础的手段，即“封闭”（自给自足），一方面在国内施行撙節紧缩政策，另一方面又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良好的商业关系。对过度依赖俄罗斯官僚的恐惧驱使中国领导人寻求与资本主义列强，包括一些最反动的列强达成经济协议。

尽管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量可能较小，但从下表可以看出，过去5年增长非常迅速:

1973 和 1974 年，中国开始进口工业品以建立“工业自给”的基础。日本和德国工程师正在武汉建造一座耗资 5 亿美元的钢铁厂。美国和法国正参与建设 13 家化工厂，目标是到 1978-79 年将化学品产量翻一番。石油和电力也有类似的投资。

但由于缺乏外汇，中国在介入世界市场方面遇到的问题比苏联严重得多。

1974年外贸逆差达到了约10亿美元，75年中国不得不减少对外订单。食品和谷物订单被取消（包括美国价值 1.5 亿美元的小麦和玉米订单），可由于 1972-74 年期间的订单，机械进口在继续增加（增长约 30%）。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据计算，由于产品和石油的出口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可以维持每年10-15% 的增长直到 1980 年。这些数字是对“封闭”和“一国社会主义”思想破产的默认。并且国家工业化问题为最近几个月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明确可知的是，某些官僚更愿意与苏联的和解，以此作为开辟信贷、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多可能性的手段。中国官僚普遍担心被 “社会帝国主义”邻居支配，但有部分派系认为，与苏联的对抗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 与苏联达成政治经济协议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从属地位，因为中国官僚集团在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尚有回旋余地。

官僚之间的分歧在新经济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和邓小平的保护者周恩来去世后变得更深了。毛泽东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的角色不明。但主席很有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有报道称，83岁的毛泽东“身体虚弱，几乎无力讲话”。可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党内任何内部斗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政治论点，不是思想，更不是纲领，而是领袖的发言。我们之前说过，波拿巴主义制度要求毛泽东成为官僚集团不同派系之间的最高仲裁者。即使处于一切的中心—独裁者（统治阶层的化身）是老态龙钟的病号。毛泽东借助以其夫人江青为代表的政治局“左”翼领导人王洪文继续主持政局。

尽管如此，邓小平被撤职后中央委员会的分裂证明，邓小平—周恩来的立场在官僚，包括高层官僚中得到了很多支持。同时，江青-王宏文的集团不依赖官僚内中坚部分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公开分裂可以解释反邓运动表现出的渐进、谨慎和间接以及邓小平在辩护中的激烈反抗。可是怎么解释这场斗争随着邓小平的倒台戛然而止？

今年一月，反邓运动在周恩来逝世后就开始了。1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攻击：“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评和揭穿，但不肯悔改的野心资本家。”[6]

去年夏天，一群教师抗议放宽大学入学标准导致了根据学生政治面貌招生的政策，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这件事给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两个私人秘书发起反对“右派修正主义态度”的运动提供了借口。

2月6日，人民日报将“革命大辩论”定性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2月11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谴责邓派“玩弄折中主义的花招，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并补充说“他们妄图把人们引导到只管干、干、干，不管方向和路线的斜路上去。” 邓派主要罪状是：复制专业主义、搞“专家主义”、恢复物质激励和“公开反对极左派”。

这种文革语言不会取悦广大官僚，尤其是那些害怕重蹈覆辙的工业界或邓派官僚。但对邓小平的攻击比较谨慎，一开始他们甚至没有指名道姓。邓小平“死不悔改”，拒绝与王洪文—江青集团妥协，说明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大部分官僚的支持。长期以来，军队中、工会中和党的省领导中（特别是像邓小平这样的前“文革”受害者）许多官僚都拒绝积极参与新的运动。这些官僚中的动摇表明，大多数官员对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摧毁经济的新 “疯狂”没有兴趣，他们无意将权力移交给王洪文—江青集团。几番犹豫后，迫于江青利用其夫的权势给予的重压，这些官僚才很不情愿地参加新运动。

反邓运动持续到了 3 月，但邓小平仍没有一次被点名。3月21日，《人民日报》指出 “搞翻案的走资派十分孤立”。这场运动的领导似乎是想安抚官僚们的神经，向他们保证这场运动的唯一目标是邓小平，而且不会重演一次全面清洗。这篇社论是党领导的喉舌，强调运动要和平有序，决不能中断大学、城镇，特别是经济活动。反对邓小平的“大字报”暴力运动是由中国领导层的“小伙子”（40岁）、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前领导人王洪文精心策划的。这些年轻人同时也是野心勃勃的官僚，主席利用了他们的愤世嫉俗。毛泽东蔑视这些年轻人，会在他们过激时像对待“婴儿”一样惩罚他们。 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他们打击下层官僚。当王洪文因为推进“公社”的计划辩护被毛泽东嘲笑时，时局已经到了新的转折点。现在，毛派集团决定放出他们的宠物狗来恐吓官场中的另一个派系。由于政策的反复，没有人知道社会的走向。工厂和国家的官僚无法在冲突和不确定中工作。他们憎恨和鄙视“左派”，但更害怕“身体虚弱，几乎无力说话”的主席。

然而这场运动在下层官僚甚至是支持周恩来经济计划的工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我们在4月5日发生的暴力示威中所看到的，工厂经理和工人都害怕反对“经济主义”和严厉政策的宣传，以及可能发生的新乱局。

大规模示威和伴随的流血冲突意味着每天受到新闻界攻击的邓小平身边的那群人，并不像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样孤立。支持邓小平的游行（原先是支持周恩来）由“数千人组成，他们甚至设法阻止了警察镇压烧车和袭击广场建筑物的暴徒。这样的事情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资讯报》的记者写道 (1976年4月7日)。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示威者主要对学生（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红卫兵”中的突出分子）使用暴力。当然大部分示威者是下级官员，其中许多人来自京外；换言之，示威是在官僚集团内部组织的。

以下对示威期间发表的支持周恩来（现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政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冒险的讲话的报导：“人们为一位自发的演说家的演讲热烈鼓掌，演说家说他准备与那些想要改变周总理制定的政策的人战斗。紧接着他将激进派称为‘假马克思主义者’。” (西班牙《周一报》，1976年4月5日)

军队再次在斗争中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它不得不进行干预以结束骚乱：“由部分装备了步枪和刺刀的民兵和士兵组成的阵线包围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示威者上周六在那里烧毁了几辆汽车和一座建筑物”。（《资讯报》，1976年4月8日)

暴力反应似乎让政治局的统治集团措手不及。面对造成死伤和烧毁军营的示威游行，人民日报采取了防卫的语气：“承认邓先生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经济、工业、农业、科学现代化是正确的。但人民日报坚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试图否定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则。” （《资讯报》，1976年4月6日）

反邓运动进入了最后阶段，有利于邓小平的示威活动影响了结果。4月7日政治局发表两份公报“同意毛主席的提议”，宣布提名华国锋为新总理。大仲裁官的一句话，足以决定邓小平的下场。邓小平被指控为以周恩来名义组织的示威活动的起因，这些示威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来邓小平被剥夺了所有的职务。这是他第二次被清洗。60年代，他曾担任中国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即共产党总书记，随后在“文革”中消失，直到1973年4月在北京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出现。1974年1月，他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被剥夺一切职务之前的邓小平不仅是总理，还是党的副主席兼最高军事参谋长，毛泽东之下的二把手。现在，他被斥为“怪物”，是施行“资本主义政策”的反革命阴谋家。

官方说法中的中国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共产党内部存在资产阶级派系。明明是中共元老的总理、党副总书记、最高参谋长，邓小平却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甚至组织了反革命示威游行。如果事件真的是这种走向，那么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至少是合乎逻辑的。但邓小平并未入狱，并保留党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邓小平的指控是不实的。实际上发生的不是“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派系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是统治阶级内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

毛派报刊激情地描述了邓小平倒台后支持华国锋的示威活动以证明群众自发的热情。然而所有的报道都表明这次示威格外有 “有组织的自发性”。《资讯报》4月9日报导：“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罢免邓小平后，数十万工人、学生和青年在北京街头表达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似乎事实上分裂了”。 报导继续说：“昨天的示威活动组织度很高， 所有的横幅和海报的基调都是一样的。邓小平第一次在每条街上的海报中被点名。”又写到: “这些情况与周一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骚乱完全相反，根据最新的官方报导，当时有四辆车和一个军营被烧毁，一百多人受伤。”

群众只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才参与游行，以表明他们对主席的支持。一旦当街头运动要超出“游戏规则”时，它就变成了“反革命”，要被军队“用步枪和刺刀”驱散。

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林彪“意外”坠机之后开始的。他在死后被开除了党籍。

这里有另一个问题留给真诚的毛主义者。如果中国事实上存在工人民主制度，如果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毛泽东，那为什么中共不发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更进一步，他们为什么不公布“资本主义合作者”和“叛徒”的论点和辩答？他们明明只代表了党内完全被孤立了的少数“坏分子”和“一小撮资产阶级”。4月23日西班牙《现实报》（Realidades）记者Fernando Claudin写道：“我们在中国之外不知道党内每个派系之间思想政治立场差异的具体内容，这说明绝大多数中国人同样无知。否则消息不可能不跨越国境线。‘群众’再一次被某些人（尤其是那些在控制权力杠杆的人）动员起来。群众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见，也不能公开辩论。以前也有相同的情况。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林彪及其支持者们提出的立场”

没有对所有立场进行公开辩论，就不可能想到工人民主并让群众真正参与意识形态斗争。再者，一个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如何做到中国等级制度中的二把手，而且他还是就在仅仅两年前的十大中当选的？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是白痴或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吗？2 月 17 日的《人民日报》提到了党中央在邓小平问题上的分歧。但邓小平还是被政治局“一致”决定罢免（邓小平也是这个机关的成员，当然，他投票赞成罢免自己）。

实际上，整个反邓小平运动是由以王洪文为首的政治局统治集团在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帮助下发起的。中央委员会一面对毛泽东的权威就无力反抗。毛泽东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尚不得而知。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彻底失智，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洗，目的是重洗党的领导层。斯大林曾禁止他长期忠实的追随者伏罗希洛夫参加政治局会议，并指责他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可能毛泽东不知道在自己在做什么，他仅仅是有了要在最后的时光发动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没有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灾难的意识。不管有没有毛的自觉参与，江青、政治局的左派和王洪文是这场运动的幕后推手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有一次，自认为是艺术家的毛夫人竟然指责邓小平厌烦她的新歌剧！（英国《卫报周刊》，1976年3月21日）反邓运动在这些层面上具有 “宫廷阴谋”的味道，其目的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将王洪文立为他的继任者。

邓小平与政治局政敌的斗争发生在最高层，根本没有基层党员参与，更不用说群众了。这些冲突发生在 1 月底至 2 月初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资讯报》2月20日报导，“…那次会议是在政治局而不是在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这一事实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权力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由大约 300 人组成。在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大会中发生不同路线倾向之间的直接对抗是非常罕见的。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的组成方式，政治局及其 23 名有投票权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是适合进行此类讨论的机构。”

中共内部的情况与工人民主方法相去甚远，以至于在中央委员会内进行公开讨论都显得奢侈，更不用说面向群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了。一个8亿人口的国家的有2800万党员的执政党，所有重大决策居然都是由一个23人集团做出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当前情况”是“适合讨论的机构”。文章继续说道：“随着会议时间的延长，出现了思想上的冲突，甚至个人之间的冲突。他们对每个派系的军事、政治和技术力量进行了相互评估。”

这份没有被中国大使馆驳斥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报道，让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如何扭曲中共政治生活有了清晰的认识。要解决官僚两翼之间的冲突，不仅要诉诸“思想”（这是最不重要的），还要考虑每个派系所具有的“军事、政治和技术力量”。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毫无疑问，邓小平身边的那群人，受到各省和阵营的经济部门的同情。许多在党内或省政府担任要职的人和邓小平一样都是“文革”的“翻案者”，他们害怕重演1966-68年的事件。

毛泽东在关键时期依靠武装力量维持自己和整个官僚集团的权力。

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可惊讶的。中国官僚完全理解其寄生和篡夺的性质，并相信需要依靠一位来自群众的“强人”。他们对毛泽东的迷信源于捍卫自己的特权和反对工农的需要。有时主席的个人权力使官僚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文革”。毫无疑问，文革可能经常重演的想法吓坏了按照发展经济的“周恩来计划”工作的官僚。官僚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新的“疯狂”时期没有兴趣。作为务实的官僚，与红宝书的理念相比，他们更关心建设“只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从而增加他们的财富和特权。另一方面，官僚队伍非常害怕主席死后会出现的权力真空。处于这个原因，目前官僚集团还有团结在毛泽东身边的倾向。在西班牙，法西斯官僚同样害怕佛朗哥的死，他们以完全疯狂的方式试图让弗朗哥的尸体“存活”数周。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宁可忍受被腐朽的江青集团统治的屈辱，也不愿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公开反对“至高无上”。

经济任务当然需要工厂和红宝书的“秩序”，更要避免又烦人又浪费时间的下乡干农活。

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这一切是恼人的工作中断，但又是为伟大领袖提供的特权付出的代价。这些方法对于惩罚某些过度腐败从而激怒工人的同志是有用的，这些人危及到整个官僚集团的统治。但是像 1966-68 年那样的广泛运动对经济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实现官僚集团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重复这种“疯狂”。

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当然还有国际上的毛派，都预言“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这些人对中国境内的实际进程一无所知，他们把领导人的对外发言都当成了事实。

邓小平倒台既不意味着王洪文—江青一派的胜利，也不意味着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提拔华国锋实际上意味着官僚集团不想与毛派作对，但更不想将权力交给王洪文。反邓运动的以后，官僚集团显而易见地不想重演 1966-68 年。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指出，他们绝不容忍组织针对党内政权的“战斗小组”的行为。“近期，年轻活动家们参与的众多运动受到了谴责。文革期间，这些积极分子利用免费交通在城镇、学校、工厂和行政中心四处奔走，有组织地进行宣传，推翻某些党内领导。”（《资讯报》, 1976年3月26日).

同一篇报导继续写道：“如今正好相反，他们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运动。”

华国锋的提拔，对于王派和邓派来说，都是一次失败。曾任公安部主管的华国锋（中国有超过 100 万名警察、内保和边防人员—平均每 800 名居民中就有 1 名）代表了中共全党上下中的两派之间的暂时“妥协”。 他有着希望实现军备现代化改造的军事部门的强大后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军事部门与工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利益一致。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正是军队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左派”对华国锋的持续攻击，说明官僚内部的斗争并没有随着邓小平的垮台而消失。

毛泽东死后，内部斗争更频繁地浮出水面。与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政策与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相矛盾。官僚集团对与资本主义强国达成一些商业协议的兴趣默认了这一点。同时也有一部分官僚赞成与莫斯科恢复正常关系，这也将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派像一些西方“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希望成为莫斯科的从属。比如Ignacio Iparraizo报导: “我们可以公开说，邓小平路线的胜利将在长期或中期引领中国进入莫斯科的秩序。” （《资讯报》, 1976年4月8日)

这是不实的。中国官僚集团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对加入“莫斯科秩序”感兴趣。但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奉行一种在俄罗斯官僚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游刃有余，但始终保持“民族独立”的政策，即：维持中国官僚对“它的”领土和“它的”人民的控制。毛泽东的去世将导致一场新的冲突和对抗运动—但这一次是针对那些已经随着邓小平的落马而受挫的“极左分子”。任命华国锋为党的副主席对王洪文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拒绝，因为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职位本该是他的。在此之前，王洪文是实际的党内二把手，也是毛主席的继任者。

反对王洪文是打倒所谓的政治局内的“左派”的第一步。官僚集团对王的集团施压，宛如对他们说：“到此为止了，不许再进一步”。在王氏集团看来推翻邓小平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官僚的中坚在毛泽东死后迟早会与王氏集团对抗，它没有首长的支持，更没有统治阶级的支持。

毛泽东死后，其妻子江青比庇隆[7]的妻子在庇隆死后消失得还快。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是一回事，支持二流戏曲作家无聊的心血来潮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很快就要被强制“享受”退休生活了。

只要“伟大的革命领袖”还活在人世，中共就不可能与俄罗斯官僚集团和解。邓小平所谓的和解倾向无疑激怒了毛泽东，并成为了打击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2月，尼克松在反邓运动期间受邀访问北京并非偶然。在尼克松乘坐由当局提供给他的中国飞机到达并在北京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毫无疑问，毛泽东本人做出这一决定以公开表明他反对任何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企图。有传言说北京还准备邀请尼克松时期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odney Schlesinger），但被福特驳回，这是北京邀请尼克松后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又一次侮辱。尽管一年前施莱辛格曾提议如果朝鲜要攻击韩国，就对朝鲜使用核武器，中国媒体却经常对他的反苏言论表达敬意。

中国官僚和美国中情局对安哥拉反动势力的支持，是官僚向民族主义堕落的又一证明。

中国官僚一听到有反动政权反对俄罗斯，他们就举手支持。 苏丹的共产党人被屠杀后，中国与该国立即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苏丹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正在右转，它转向美国，当然也转向中国官僚集团。4 月 21 日，《资讯报》就埃及副总统访华一事发表评论：“穆巴拉克先生在北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美国总统尼克松、埃及总统萨达特、美国国务卿施莱辛格、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德国右翼政客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等，都成了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毛主席的密友。

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没有接受毛派政权援助的反动政权：也门的伊玛目、桑给巴尔苏丹国等在被推翻之前，也与中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国政府支持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欧洲共同市场，中国媒体大肆刊登西方最反动的一部分政客的 “苏联威胁论”发言。近来，中国官僚与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关系亲密了很多，甚至超过了美帝国主义与皮诺切特的关系。 “人民的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反对谴责皮诺切特政权镇压政策的决议，就连美国代表团都虚伪地投了赞成票。

中国的外交政策绝非“革命政策”，而是由中国官僚的利益驱动。它具有明确的沙文主义和100%的反动性质，特别是它在亚洲助长了俄罗斯官僚集团的反革命政策。俄罗斯官僚集团支持印度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时，中国官僚集团支持巴基斯坦的反动神权政权。中国官僚扮演了支持血腥独裁者叶海亚·汗（Yahya Khan）屠杀孟加拉人民的角色，这将永远成为北京沙文主义政策和背叛国际工人阶级的铁证。

中国官僚的所有外交政策与俄罗斯官僚一样，具有犬儒主义和反动沙文主义的特点。中苏冲突是他们向民族主义堕落的最直接证据。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以俄罗斯工人国家的形式表现，它过去旧俄罗斯帝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五十年后，俄罗斯和中国官僚集团的军队在19世纪由中国皇帝和沙皇人为建立的边界上发生了军事对抗。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用机枪和坦克“友好”地讨论边境问题。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可怕后果！

中苏冲突是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行。它是由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格格不入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这两国的官僚集团都没能提出一个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

假若中国官僚至少还剩那么一丁点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的操守，那么不仅包括苏联和中国，而且还有日本的社会主义联邦，将是可能形成的。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试图通过朝鲜和满洲占有西伯利亚丰富的矿产资源，这绝非偶然。俄罗斯官僚一直无法充分开发这一地区的巨大潜力。只有三个国家生产力的有计划联合；苏联的重工业、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和日本的技术，将在五到十年内促进对西伯利亚的开发，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整个亚洲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回归工人民主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传统，才能争取印度、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进而为世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完笔于1976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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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者注：指的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2]译者注：这里对《人民日报》的引文译自文章英语版内的引用，但与1977年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中文内容有出入。然而当日中共党中央批准了《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并开始了对于实施物质奖励的讨论。

[3]译者注：指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

[4]译者注：指洋跃进

[5]译者注：1977年4月9日华国锋会见撒切尔夫人

[6]见注释[2]

[7]译者注：指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庇隆（Juan Pe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