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掌握巴伐利亚的那些日子 Chinese Share Tweet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1919年春天，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工人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并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其短暂而英勇的生命中，这个共和国不仅要与公开的反革命作斗争，还要与自己缺乏经验而产生的结果作斗争。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代表了1918-1923年德国革命中最鼓舞人心的事件之一。这起经验所带来的教训对今天的革命者来说是无价的。（译者：Ethan，校对：洪磊）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1918年11月，在所谓的“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多年的流血和苦难之后，德国工人和士兵已经达到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极限。北部港口城市基尔的水手起义导致了席卷德国的普遍起义。到11月9日，群众打倒了可恨的德皇，德国资本主义的核心受到了动摇。“十一月革命”成为事实。这些事件为五个月后南部巴伐利亚州的工人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巴伐利亚的革命就在革命到达柏林的几天前，它席卷了巴伐利亚。统治阶级已经很紧张了。它指望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来约束工人阶级。11月6日，在巴伐利亚国王任命的最后一个部长会议上，在一次计划中的会引发革命的示威活动上发表讲话时，社会民主党代表艾哈德·奥尔（Erhard Auer）向资产阶级部长们传达了一个自信的信息：“不用非常注意艾斯纳（Kurt Eisner）：艾斯纳已经完蛋了。你们完全可以信任这一点。我们控制着我们的人民。我要亲自参加示威。什么都不会发生。”[1]然而，事件的进展会让奥尔、社民党和统治阶级感到震惊。第二天，巴伐利亚君主制被推翻，中间派 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成为了巴伐利亚州第一位共和党政府首脑。11月7日，数十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响应了社民党和美国民主党的号召，向慕尼黑的特雷西娅草坪(Theresienwiese) 游行，争取“和平与自由”。在奥尔本人带领的铜管乐队后面，一部分聚集的工人被带进了城市。这场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由社民党领导人设计，以消散不断上升的革命情绪，因此此后不久便解散了。然而，艾斯纳向另一部分工人发表了致辞。他对成千上万的工人发表讲话，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救济失业工人，并要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他还呼吁成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然后与一部分人群一起游行到了军营。厌战的士兵热切地加入了运动，工人也把自己武装了起来。革命者释放了政治犯，占领了整个城市的战略要地。一个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组建了起来，艾斯纳被选为主席。大约在这个时候，路德维希国王夜里逃到了他在基姆湖附近的庄园。几天后，他退位了。短短几个小时内，这场革命就结束了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对巴伐利亚长达 738 年的统治。在整个德国，旧的君主制已经被群众的革命运动瓦解了。问题是：什么会取代它？答案并不完全清楚。俄国革命——工人通过苏维埃掌权（“苏维埃”是俄语中“理事会”或“委员会”的意思）——是对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群众来说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德国工人还组织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相当于他们的俄罗斯同行的翻版。事实上，虽然后来在巴伐利亚建立的工人政权在德语中被称为“巴伐利亚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但在英语中它被翻译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varian Soviet Republic）。这确切表达了工兵委员会（Arbeiterräte）的意义：苏维埃。在巴伐利亚同样成立了农民委员会，其程度比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这证明了革命深入巴伐利亚社会的深度，尽管这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伐利亚农民联盟(Bayerischer Bauernbund, BBB)左翼领导人甘多佛（Gandorfer）两兄弟的领导。到 1918 年 12 月，巴伐利亚已经有大约 7,000 个活跃的委员会，其中许多负责组织公共生活。当时，势头显然是站在群众一边的。在纽伦堡、奥格斯堡、罗森海姆、帕绍和拜罗伊特，与慕尼黑一样，官方建筑被革命工人和士兵占领了。政治犯被释放。只有在雷根斯堡，出于对革命群众的恐惧，市长本人才主动将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代表召集到市政厅，以组成一个联合的“秩序委员会”。尽管如此，在这些委员会成立的同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国家结构仍然完好无损。这本质上是一种双重权力的局面，类似于 1917 年俄罗斯二月革命之后的时期，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暂时与资产阶级的权力共存。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迟早，其中一个阶级将取得胜利。社民党和独立党扮演的角色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巴伐利亚的旧精英——资本家、贵族和将军们——和德国其他地区一样，环顾四周，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无法与劳动群众正面冲突。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依靠社民党的领导人来确保“和平与秩序”。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此时德国两个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该党是在战争期间从前者中分裂出来的。战前，社民党一再承诺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冲突。然而，在战争爆发时，它的态度却发生了大转弯，全力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战争目标。随着战争的发展，左翼反对官员的声音越来越大。部分社民党议员迫于来自下层的压力，以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被开除党籍后，他们于1917年成立了USPD独立党。尽管组成独立社民党队伍的工人正朝着革命方向前进，但党的领导层却在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不断摇摆不定。随着十一月革命的爆发，社民党试图有意识地镇压革命。当革命到达柏林时，社民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感到有必要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夺取对运动领导权的控制。在巴伐利亚，由艾哈德·奥尔和其他人领导的 社民党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群众已经入场，无论是国家机器还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无法抵挡。社民党领导人在工人中失去了很多威信。11月8日，也就是革命后的第二天，奥尔本人在《慕尼黑邮报》上描述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是如何不希望发生革命的，甚至不想要一场针对君主制的革命：“在德意志祖国可怕的困境的压力下，没有我们的参与，昨天的团结变成了一种表达政治意愿的行动，是任何人现在都不可小视的。”[2]但革命现在已成为既定事实。整个地区都在建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资产阶级正节节败退。社民党的领导层很快改变了路线，打起了亲革命的幌子。如果不这样做，社民党就将完全失去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与此相反，社民党领导人试图将新成立的委员会的控制权夺取到自己手中。总的来说，他们最初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慕尼黑以外的地区。然而，在慕尼黑市内，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被称为革命工人委员会（Revolutionärer Arbeiterrat，RAR）——被证明是左翼的温床。代表慕尼黑工人阶级的 革命工人委员会成为了巴伐利亚州最重要的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呼吁组建一个由来自整个地区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艾斯纳正式当选为革命工人委员会的领导, 并且被宣称为新共和国的总理。但他对革命没有明确的看法，在群众和资产阶级两边的矛盾压力下不断动摇。资产阶级已经跪下了，但艾斯纳并没有打倒它，而是利用他的权威和委员会的权威来保护它。早在临时全国委员会（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州议会成员——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代表组成）的第一届会议上，艾斯纳就推动选举了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担任过渡政府的部长。例如，奥尔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两名资产阶级部长也被带入政府。由于他们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这些人被工人阶级中最活跃的阶层所憎恨。但最终，艾斯纳并没有带领工人阶级上台，而是寄希望于赢得旧的君主制国家官僚机构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持。新政府在为减轻自下而上的巨大压力做出一定让步的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引导革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的无害道路。起义五天后，政府试图将到处涌现的士兵委员会置于其控制之下。新立法授予士兵委员会的权利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进一步。军官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士兵委员会有权罢免某些未经任命的军官，有权要求罢免其他军官，并有权自己推荐替代者。从表面上看，革命似乎彻底打破了军官对巴伐利亚“他们的”士兵们所享有的权力。但归根结底，通过这些措施，艾斯纳政府是将在部队中拥有实权的士兵委员会降格为了一个咨询机构。与此同时，军队高层的权力最终完好无损。最后，艾斯纳的计划对巴伐利亚的革命来说是一个死胡同。他计划在建立“形式民主”（即召开州议会）之前，先创建群众的“活的民主”。这是一种想要调和工人、士兵和农民委员会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乌托邦式尝试。他的立场反映了他一方面受到资产阶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受到在委员会中组织起来的慕尼黑工人的压力。在部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艾斯纳解释说，“[……] 即使国民议会的结果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议会也不能再发挥它以前的作用，因为它不再可能反对慕尼黑工人委员会，否则就会发生第二次革命。”[3]艾斯纳没有支持真正的工人民主——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俄罗斯的路线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归根结底，他试图在某种权力分享协议中调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将巴伐利亚存在的双重权力局势正式化。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一方的统治排斥另一方的统治。艾斯纳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进行调解的想法只会导致工人士气低落和迷失方向，让反革命得以重新集结和反击。艾斯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征用大地产和大规模工业——的想法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经济和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活民主”的建立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尽管如此，艾斯纳还是站在了社会民主的左翼一边，后者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在德国各地推动议会选举，以此作为破坏并最终摧毁工人委员会的手段。然而，社会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停战后，数以万计的退伍军人无家可归，大规模失业现象普遍存在。只有以委员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工人的问题。但艾斯纳未能与资产阶级决裂，导致工人对他的政府普遍感到失望。在整个德国，第一波革命以背叛告终。工人成功击败了统治阶级，将他们赢得的权力交给了他们的传统政党：社会民主党。然而，后者的领导人立即将权力还给了资产阶级，并与他们合作，组织了一场血腥的反革命。1919年1月在柏林举行的斯巴达克团起义（The Spartacist Uprising）代表了自下而上阻止这种背叛的绝望尝试，但遭到残酷镇压，其领导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被谋杀。这标志着第一波德国革命的结束。在巴伐利亚，气氛也在迅速变化。艾斯纳最终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压力下屈服了。斯巴达克团起义在第一天就被镇压，在此事件的直接影响下，他要求于1月12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由于艾斯纳和独立党未能带头，而且没有替代政党，士气开始低落了起来。选举的结果是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 BVP）获胜。与1912年一样，它成为了最大的政党，但投票人数大大减少。与此同时，社民党赢得了33%的选票，几乎是1912年州选举时的两倍。另一方面，独立党则仅获得了2.5%的选票。这一结果也表明，直到那时，农村才刚刚开始感受到革命的影响，尽管群众对反对旧政权取得了巨大胜利，但群众的意识却滞后于事态发展。在农村，农民、贫农和大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230,000名最贫困的农民一共只有170,000公顷的耕地。另一方面，584个最大的庄园却占地100,000公顷！艾斯纳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土地改革的问题，因此未能赢得农村贫困人口的支持。但结果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被革命第一次唤醒政治生活的一大批工人，他们将支持传统工人政党、社民党及其新发展出的左翼言论视为实现目标的最简单方法。与此同时，规模小得多的独立党领导人未能成为 社民党的替代者，因此该党仅获得了一小部分选票。归根结底，独立党的方案与 社民党的方案并没有决定性的不同，艾斯纳也无法解决巴伐利亚的社会问题。因此，阶级斗争继续在社民党内部表现出来。其成员在事件的影响下倾向于得出革命性的结论。然而，该党的领导人却有意识地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革命再次爆发尽管已经举行了议会选举，但群众的压力仍然很大，以至于州议会实际上一个多月都无法召开。在那几天和几周里，巴伐利亚的事态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12日，社民党内政部长奥尔在没有警告政府的情况下，发表了关于召开州议会的声明。这引发了2月16日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聚集在慕尼黑的特雷西娅草坪。在游行中，人们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要求。德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它的两位杰出领导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就被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穆萨姆 (Erich Mühsam) 这样描述了抗议活动：“在慕尼黑的公共建筑前，人们举起了红旗，游行队伍经过的许多私人住宅也是如此。可能有15,000名参与者。仅德国共产党（KPD）方队就形成了整个游行队伍。慕尼黑驻军的几个团形成了封闭的编队。他们用马车载着重伤者一同行进。委员会的多位成员出席，各厂派代表团出席。革命工人委员会作为主要组织者，举着巨大的革命标志出现在前面，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尽管艾斯纳在这场游行中处于领头地位，但他这样做却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觉得太格格不入了，于是半路把车调头，和昂特莱特纳（Unterleitner）和雅菲（Jaffé）部长一起在德国剧院等候群众代表团的到来，其中群众代表团的发言人朗道尔（Landauer）代表无产阶级提出了要求。”[4]面对这些事件，奥尔做出了让步，推迟召开议会，同时仍在幕后暗中破坏委员会。2月19日，在巴伐利亚州议会大会期间，社民党终于设法推动委员会的大会将其会议地点从议会大楼移开，为州议会就职会议扫清了道路。这时，反动势力对艾斯纳已经不耐烦了，决定自己动手。1919年2月21日，艾斯纳前往州议会的开幕会议，他计划在那里宣布辞职。他没能走到那里。还没到州议会大厦，一位名叫阿尔科-瓦利（Arco-Valley）伯爵的中尉从背后朝他头部开了两枪，将他击毙。在谋杀案发生前，这位刺客写了一张纸条：“艾斯纳是布尔什维克，他是犹太人，他不是德国人，他没有德国人的感觉，[他]破坏了所有爱国思想和感情，[他]是叛徒。”[5]资产阶级报刊通过令人作呕的诽谤运动，公开宣扬旧贵族、军官和资本家的反动情绪，为这起谋杀案埋下了伏笔。对他们来说，艾斯纳——尽管他绝不是布尔什维克——以他“对法律和秩序的立场不明”以及对工人压力的反应，就是他们的一枚眼中钉。当资产阶级暗地为他的死感到高兴时，沮丧和愤怒在慕尼黑工人阶级中蔓延。左翼 革命工人委员会 的一名成员，一位名叫阿洛伊斯·林德纳 (Alois Lindner) 的厨师，冲进州议会并向奥尔开枪，因为奥尔选择召开州议会会议而置谋杀案于不顾。在随后的骚乱中，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开枪打死了保守党议员奥塞尔（Osel）。州议会议员在没有选举出政府的情况下就散去了。在艾斯纳遇害的冲击下，一种新的革命情绪席卷了巴伐利亚工人阶级。一场大罢工立即爆发了，因工人领袖的动摇而大受鼓舞的反动派发现自己完全瘫痪了。2月25日召开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地区代表大会对这些事件作了回应，将立法权移交给巴伐利亚委员会的中央执行机构（“巴伐利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并决定武装工人阶级。2月26日，有数十万工人给库尔特·艾斯纳随行送葬。 3 月 1 日，委员会大会宣布了要建立自己的政府。事态已经达到沸点，但工人阶级从根本上仍然缺乏明确的革命领导。社民党和独立党的改革派和中间派领导仍然是工人的领袖。德国共产党则刚刚成立。它的成员很少，在工人阶级中的基础薄弱。与在俄国革命前十五年中里作为马克思主义干部组织成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不同，德国共产党是在德国革命的热潮中成立的。尽管罗莎·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对社民党的领导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斯巴达克团只是由她和其他人在战争爆发后创立的。在共产党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之前，它一直是一个松散的革命者网络。该党刚一出现在日光下，其最杰出的领导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就在柏林被谋杀了。尽管缺乏经验且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浅薄，但德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在巴伐利亚得到了巨大而广泛的支持，正如反对2月16日州议会开幕的群众示威所表明的那样。巴伐利亚党主席马克斯·莱文 (Max Levien) 是工人运动中广受欢迎的知名人物，曾担任慕尼黑士兵委员会主席。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德国共产党会迎来大量成员的加入，或者形成强大的组织。来自柏林的23岁工人、德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卡尔·雷茨劳 (Karl Retzlaw) 描述了与莱文的会面，将党的思想所享有的大量受众与党本身的规模缩小形成鲜明对比：“会议在慕尼黑的一个大啤酒馆举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很多人坐在椅子和桌子上，站在走廊上。我猜大概有3000人在大厅里。虽然距离会议预定的开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房间里却是人山人海。演讲者的桌子被抬到讲台上，铜管音乐从那里响彻大厅。管理人员保护着主席台不被人群挤占。马克斯·莱文带着一大批随从出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群人几乎代表了整个慕尼黑共产党。”[6]即使与德国党的其他成员相比，巴伐利亚共产党的成员和干部也非常缺乏经验。因此，该党犯了很多错误。它抵制了州议会和国民议会的选举。它还拒绝在工会中进行耐心的工作，使得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稳定的基础和扩大党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困难。也没有任何企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以在劳工运动和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因此，党虽然影响广泛，却没有在关键时刻领导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事实证明这后来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成员没有采用耐心的方法，而是对 独立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抱有幻想。系统建设一个独立党派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忽视了。形势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德共全国领导层决定派一些有经验的干部到慕尼黑帮助建设党。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根·列维内（Eugen Leviné）、我们之前提到的雷茨劳，以及后来的保罗·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在他们于1919年3月中旬抵达后，党小组才开始在工厂和军营中系统地建立了起来。以苏维埃共和国为当务之急向左的急剧转变导致了社民党内部的危机。艾斯纳被暗杀后，许多党员厌恶地辞职，转而加入了独立党或德国共产党。然而，这两个政党都未能果断地在这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来自下层的压力在社民党的领导层身上不断积累叠加，而社民党则通过提拔那些（至少在口头上）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来做出回应。艾斯纳。//图片来源：Germaine Krull这并不是真正的左倾，而是维护党的权威，用它来阻止革命的一种策略。社民党领导人正全力以赴抵抗“第二次革命”。一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委员会大会宣布了新政府，但社民党领导人却确保这个“政府”从未有过集会。社民党不支持它，即使社民党成员马丁·塞吉茨（Martin Segitz）已被提名为其首相！因此，政府仍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也无法稳定局势，尽管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并得到了社民党的明确支持。直到3月17日，国家议会才敢再次召开，社民党的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被选为首相。但他的政府在社会中没有真正的支持基础，尤其是在慕尼黑，这个革命的温床。它甚至没有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再等了。为了让利润再次流动起来，他们需要“和平”和“秩序”。在社民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lip Scheidemann）的领导下，联邦政府通过使用右翼自由军团屠杀工人，暂时使德国各地的工人阶级保持着沉默。就这样，资产阶级向巴伐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追随全国其他地区并在这个不守规矩的州中实现“秩序”。在这种压力下，州议会长老理事会于4月8日召开会议，最终使政府得以运作。但对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来说，这就像公牛面前的红布一样。这一举动清楚地传达了事态发展的方向：彻底消灭革命及其成果。这些事件在巴伐利亚展开的同时，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3月2日在匈牙利宣布成立了。在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革命，以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想法，在巴伐利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与工人愿望再次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彻底扫除，并且失去对运动的控制权。因此，党的一部分领导决定“骑着老虎”以驯服它。在一些社民党活动中，通过了支持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在4月4日至5日晚上的一次会议上，“巴伐利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的领导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会议，决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德共代表欧根·列维内投下了唯一反对该宣言的一票。他的解释值得详细引用：“我们共产党人对这样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怀有最大的不信任，它的发起人是社会民主党部长施内彭霍斯特（Schneppenhorst）和杜尔（Dürr），他们一直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委员会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这解释为已经穷途末路的领导人企图通过明显的革命行动来加入群众，或者这只是他们的蓄意挑衅。“我们从德国北部的例子中了解到，多数社会主义者（当时对社民党的通称）经常试图采取过早的行动，以更成功地扼杀他们。你们的整个方法都需要最大的警惕。苏维埃共和国不是靠一个扶手椅上的决定就能宣布成立的，它是无产阶级认真斗争和胜利的结果。“慕尼黑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这样的斗争。我们正在为[苏维埃共和国]做准备，我们还有时间。目前，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极其不利的。德国北部和中部的群众被打败了，现在才重新聚集力量进行新的战斗，而巴伐利亚并不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地区，很难独立维持很长时间。在第一次冲锋之后，会发生以下情况：多数社会主义者会在第一个好借口出现的时候退出，有意识地背叛无产阶级。独立党会加入，然后让步，开始动摇、谈判，从而成为无意识的叛徒。而我们共产党人则将用我们最优秀的人的鲜血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7]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预测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得到了悲惨的证实。社民党领导人呼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正动机是推动慕尼黑工人过早起义，以便将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阶层与更广泛的工农群众分开。就这样，他们在政治上为发动反革命做着准备。这正是柏林发生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被推入起义，而全国群众却并不相信起义的必要性，他们承受了血腥的失败。为了打败巴伐利亚工人阶级，社民党领导人现在将柏林视为他们的榜样。例如，根据多位证人的说法，来自社民党的巴伐利亚战争部长施内彭霍斯特极力主张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在新政府还没有宣布成立，旧政府还没宣布废黜的时候，他甚至还主张推迟几天，以争取其他城市对这一想法的支持！根据他自己的声明，他随后离开慕尼黑前往巴伐利亚北部，是为了“宣传建立委员会共和国的主张”。实际上，他立即加入了霍夫曼政府，该政府已从慕尼黑逃离到了班贝格，并开始集结反革命军队（“白军”）和准法西斯自由军团。“伪苏维埃共和国”所谓的苏维埃政府终于在4月6日宣布成立，并受到了巴伐利亚各地工人的热烈欢迎。到4月8日，在最初的热情浪潮中，除纽伦堡外，巴伐利亚南部和大城市几乎所有较大的委员会都加入了它。但早在4月9日，这个过程就开始瓦解了。在一些城市，如因戈尔施塔特和维尔茨堡，反革命士兵和学生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推翻了委员会的统治。与此同时，曾如此强力推动慕尼黑左翼组织宣布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社民党领导人，现在发生了转变，呼吁保卫议会和官方政府。在许多委员会中，社民党领导层的这种新的、公开的反革命立场意味着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多数派被推翻了。这加剧了社民党领导层与基层普通党员之间的矛盾。在混乱中，社民党政府和反动派设法在重要城市，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北部地区继续掌权。在慕尼黑的社民党领导人逃跑或干脆摆手不干之后，仍有一系列偶然的人物留在了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层”中。其中包括像埃里希·穆萨姆和古斯塔夫·朗道尔（Gustav Landauer）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是咖啡馆里的文学家和冒险家，仅此而已。他们在工人阶级中没有支持基础。然而，他们确实怀有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全乌托邦和浪漫的观念。保罗·弗洛里希（社民党）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苏维埃共和国事件的书，他这样描述这些人物：“参与阴谋的先生们互相投票。没有考虑政治经验。因此，就选出了一些性格脆弱、头脑不清的人。”[8]“人民对外事务代表”利普（Lipp）在穆萨姆的建议下甚至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以及政府）主席，但没人知道他其实患有精神病。在因符腾堡州和瑞士拒绝为巴伐利亚提供火车而尝试向此两地宣战之后，他被罢免并住进了精神病院。正如列维内所预见的那样，独立党陷入了瘫痪。艾斯纳被暗杀后，和平主义者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成为了该党主席。他只有几个月的政治经验，却担任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而只是把4月7日宣布为了国定假日。这群先生没有动员和武装工人阶级占领交通和通讯的中心点，组织共和国的防御，确保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大型工业的社会化——而是在4月7日率先把大学“社会化”了！弗洛里希写道：“街角张贴着一张紫红色的海报：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被打倒了——通过一张海报。通过政治冒险家的浪漫，工人阶级没有做任何事情就被抬上了掌权的位置。无产阶级专政只包括一件事：放假。”[9]工人阶级热情地注视着这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但实际上，在新政权被纸上谈兵地宣布成立后，工人阶级并没有将社会的缰绳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则在传播关于慕尼黑局势的恐怖故事，尤其是在农民中间，他们当时几乎占巴伐利亚人口的40%。一系列越来越由富农主导的农民委员会因此受到了巴伐利亚农民联盟中右翼的影响，宣布了对慕尼黑的食品禁令，加剧了严峻的粮食形势。苏维埃共和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直到4月10日，苏维埃政府才开始武装工人，即便如此，总共也只能找到600支步枪。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反革命资产阶级交出武器。但由于没有权力工具来执行这样的法令，结果是可悲的。棕榈星期日政变反革命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持续数天的瘫痪导致反革命得出结论，只需一次坚定的打击就可以推翻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与慕尼黑的社民党领导人协商后，仍然在该市肆无忌惮地活动的反革命“共和党保护部队”（Republican Protection Force）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塞弗蒂茨（Alfred Seyffertitz）前往了班贝格。在那里，他得到了流亡首相霍夫曼的许可，可以推翻苏联政府。政变于1919年4月13日棕榈星期日（Palm Sunday）上午发动。海报以“慕尼黑全体驻军”的名义出现，宣布中央委员会被废止。共和国保护部队占领了中央委员会的场地，逮捕了一些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埃里希·穆萨姆，他们被运出了慕尼黑。德共最初拒绝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蓝图”宣言。在这一点上，它是正确的。夺取政权是一次加强反革命的冒险。真正的、必要的行动方针是首先争取更广泛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然而，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事实，它得到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德共还是在反革命面前摇摆不定。由于斯巴达克团起义失败的血腥经历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遇害在党员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领导层正在考虑承认失败。保罗·弗洛里希报告说，党的领导层首先讨论了是否要“[承认]这种转变[即政变]是一个既成事实，而党的行动必须要适应它”。[10]但在实地上，气氛却完全不同。甚至在未遂的政变发生之前，工厂和军营中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加入苏维埃政府——甚至完全接管它。现在，随着反革命恐怖阴影的笼罩，群众开始动员起来，准备战斗。德共领导人对这场革命的死灰复燃感到完全措手不及。雷茨劳报告说，“一种让我们感到惊讶的革命性精神现在已经出现了。不仅我们的党员，而且成千上万的工人都为斗争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城内到处都在与白军发生武装冲突。”[11]德共知道最初的苏维埃共和国宣言半是冒险半是挑衅。但既然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工人——面对公开的反革命——正在动员起来捍卫它，党不能袖手旁观。因此，该党呼吁建立武装工人小队。许多士兵也加入了他们，增加了对反革命部队的压力，使反革命部队撤回了慕尼黑总站。最终，车站被攻破，塞弗蒂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乘火车逃离后逃脱了被杀或被捕的命运。尽管其领导层有许多错误和误判，反革命手中的资源也不少，但慕尼黑工人还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资产阶级反革命，把权力交到了共产党手中。执政的德国共产党4月13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宣布旧中央委员会解散。一个新的 15人行动委员会作为新政府成立了。新政府由社民党、独立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成员组成，但它被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以列维内为首。新苏维埃政府的纲领确实是一个彻底的社会革命纲领。巴伐利亚红军是以击败政变的革命部队为核心建立的。它由24岁的水手鲁道夫·埃盖尔霍夫（Rudolf Egelhofer）领导。银行将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只有获得工人委员会的许可才能提取现金。在金额超过1200马克的情况下，甚至需要财政人民委员的许可。公共行政被置于工人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工人委员会可以解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官员。为了确保供应，大量的食品被从投机者那里没收。工厂委员会制定了控制生产的计划。慕尼黑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针对反革命的胜利给了工人阶级最活跃的阶层极大的信心，也澄清了局势。许多工人对社民党领袖角色的幻想烟消云散，慕尼黑工人正急剧左倾。然而，在其他地方，客观条件并不那么好。苏维埃共和国被孤立在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附近，而反革命军队正在向它进军。托勒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中的最后岁月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尽管条件不利，苏维埃政府还是立即开始建立起坚定的防御。20,000支步枪被运送到工厂，在那里组建了红卫军。由革命士兵和志愿者组成的红军成立了。它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战俘加入了，许多奥地利人也加入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被解除了武装。但新的威胁还在不断出现。雷茨劳报告说：“军营里仍然挤满了被复员却不想回家的士兵。我们了解到，他们是在军官的劝说下留下来的。他们接受的薪水来自柏林和其他无法控制的来源。[...]每天我们都不得不防备部分部队发动政变。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呼吁工人每天在慕尼黑的大厅和露天聚会。就这样，工人随时准备着进行干预，反革命官员也不敢发动政变。”[12]为了动员工人和组织防御，苏维埃政府宣布了为期10天的总罢工。但这一决定使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完全停滞，暴露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多么脆弱。列宁的问候工人夺取政权的消息在全世界激起了热情。远在巴伐利亚边界之外，另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与俄罗斯和匈牙利共和国并列——被视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又一步，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势不可挡。德共希望在巴伐利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能够重振工人在德国其他地区作战的意愿。消息也传到了苏维埃俄国，列维内曾向苏俄致以革命的问候。当时，苏俄内战正处于关键阶段，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毁灭的威胁。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曾在慕尼黑生活过两年的列宁还是抽出时间来进行了回复。他给列维内的信息值得全文引用：“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感谢你们的祝贺，同时也衷心祝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恳请你们更经常更具体地告诉我们：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库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是否已被用来迅速而广泛地救济工人，特别是救济雇农和小农？资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厂和财产以及慕尼黑郊区的资本主义农场是否已被没收？小农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经取消？雇农和粗工的工资是否已提高一两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纸张没收，用来印刷通俗的传单和群众性的报纸？是否已实行用六小时工作、用两三小时管理国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资产阶级住得挤些而使工人迅速迁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银行拿到手里？是否扣留了资产阶级的人质？是否给工人规定了比资产阶级更多的口粮？是否已动员每个工人来担任保卫工作和郊区农村的思想宣传工作？只要发挥工人苏维埃、雇农苏维埃以及与两者不同的小农苏维埃的主动性，最迅速最广泛地实行诸如此类的措施，你们的地位一定会巩固起来。必须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必须立即用一切办法使工人、雇农和小农的境况得到真正的改善。“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祝你们胜利。“列宁”[13]尽管事态发展迅猛，列宁掌握的信息也比较片面，但这些言辞证明了他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及其措施的弱点有着敏锐的认识。事实上，苏维埃共和国从未解决过土地问题。列宁清楚地意识到，在德国其他地区失败之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局势极其危险。因此，在他的信息中，他尽可能地概述了革命如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直到4月27日，他的信息才到达慕尼黑，而那时失败已成定局。这份简短的文件所代表的，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革命如何取得成功的蓝图。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斯大林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主张废除农民和工人的社会要求，以便与“进步的资产阶级”结盟。相反，苏维埃共和国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唤醒整个地区最贫穷且无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才能取得成功。对于给他们一些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激励他们采取行动来说，这些措施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家计划用鲜血淹没苏维埃共和国，因此革命必须坚决而无情地反对反动派，对他们的意图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在战胜棕榈星期日政变后，苏维埃共和国在对抗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打破工人阶级权力的霍夫曼政府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胜利。他们很快就发现，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巴伐利亚正规军来对抗革命。例如4月15日，在弗赖辛镇，第一步枪兵营的1,200名士兵在与革命者讨论后，决定交出他们的武器并转移到雷根斯堡。军官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士兵的意志。即使在第一次肢体冲突中，红军也取得了胜利。4月15日，红军把白军赶出了慕尼黑北部的阿拉赫和卡尔斯菲尔德地区。4月16日，红军迫使白卫队从达豪彻底撤退，而就在一天前，火药厂的工人突然袭击了数百名白军士兵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而，这些最初的胜利很快就过去了，革命者未能利用它们。前不久被政府罢免的独立党主席恩斯特·托勒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现在，在达豪红军部队的指挥下，他希望进行谈判，而不是追赶败走的白军。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扮演如此悲惨的角色。他的行为让霍夫曼政府喘了口气，得以准备反击。在他们最初的挫折之后，随着革命未能在慕尼黑以外获得决定性的支持，角色发生了变化，反攻开始了。与红军不同，霍夫曼的部队是久经沙场的反革命部队，对谈判没有任何幻想。其中首先是来自德国各地的自由军团。后者是反革命的老手，已经将德国北部和中部的各种工人起义淹没在了鲜血中。这些凶残的团体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埃尔哈特海军大队”（Marine-Brigade Erhardt），它后来因作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920年未遂政变（即所谓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的主要支柱而臭名昭著。巴伐利亚资本家在这场血淋淋的财富保卫战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巴伐利亚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阿诺德·里特·冯·默尔（Arnold Ritter von Möhl ）写信给霍夫曼说：“银行家圈子将690,000马克转给了军队最高司令部，供部队使用”[14]。有了这些资源，霍夫曼政府能够动员大约60,000名武装人员，他们现在正在快速前进。4月20日，奥格斯堡被白军征服了。然而，在郊区，顽强的抵抗又持续了三天。奥格斯堡最初并未加入苏维埃共和国，但那里的工人并不准备接受 独立党的城市指挥官与自由军团谈判达成的无条件投降和解除武装。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终结情况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失败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德国共产党由最坚定的革命者组成，但它仍然只有几个月的历史。实际上，它并没有带领工人阶级上台，而是被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推动着取得政权的。它没有必要的干部来领导当地的斗争，而不得不依靠缺乏经验的共产主义者或像恩斯特·托勒这样完全的机会主义分子。此外，它不是一个在工人中根深蒂固、久经考验的政党。这使苏维埃政府最后的日子变得非常混乱。虽然很多工人都想战斗到最后，但更多动摇分子希望能与白军达成妥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再次占据了上风。他已经在幕后暗中破坏德共政府，企图扭转他被解除了苏维埃领导人职务的局面。在对谈判解决方案寄予希望的基础上，他于4月27日成功地将大多数工人委员会召集到了他这一边，并将共产党人赶下了台。工人们的希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面对前进的白军，谈判的呼声完全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因此，霍夫曼没有兴趣实际参与谈判。反动派认定，反革命一方对工人进行残酷报复的时候到了。他们想一劳永逸地把最后一个革命的念头从工人的头脑中抹去。随着共产党人被赶出政府，苏维埃共和国最坚定的捍卫者消失了，新政府计划停止一切抵抗。5月1日，慕尼黑被完全包围，5月2日，被完全征服。最后一个沦陷的城镇是5月3日位于罗森海姆（上巴伐利亚）区的 科尔伯莫尔。反革命的恐怖现在已经全面爆发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是暂时还没死的死人罢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放我再多活一段时间，还是我必须加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行列。无论如何，我都会镇定自若地等待你的判决。因为我知道，无论你的判决如何，事件都无法被阻止……”革命者被追捕并无情地杀害。根据官方声明，有38名政府军士兵和93名红军成员在冲突中丧生。但其他各种消息来源报道说，反动部队杀害了多达2,000名工人和红军士兵。在统计数据中，这些死亡要么表现为立即处决、致命事故，要么根本不是如此。例如，天主教工人协会（Catholic Journeyman’s Association）的21名成员在策划一场戏剧表演时被抓获。他们受到了酷刑，有些人被殴打致死。被枪杀的都是“幸运儿”。在许多其他受害者中，红军指挥官鲁道夫·埃盖尔霍夫和库尔特·兰道尔（Kurt Landauer）也被谋杀了。欧根·列维内也被抓获并受审。列维内知道他的时间到了，站在审判席上发表了如下的挑衅言论：“我们共产党人只是暂时还没死的死人罢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放我再多活一段时间，还是我必须加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行列。无论如何，我都会镇定自若地等待你的判决。因为我知道，无论你的判决如何，事件都无法被阻止……“我还知道，迟早会有其他法官坐在这个大厅里，然后那些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将以叛国罪受到惩罚。“如果你认为合适，就宣布你的判决。我的努力只是为了挫败你玷污我的政治活动、玷污我觉得自己与之紧密相连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字以及慕尼黑工人的好名声的企图。他们——我和他们一起——我们所有人都以我们最大限度的知识和良知，尽了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责任。”[15]几天后，他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这一决定得到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批准。马克斯·莱文得以逃往奥地利。以社会民主党人雷纳（Renner）为首的奥地利政府决定将他关押一年多，考虑将他送回巴伐利亚的问题，而在那里他很可能与列维内接受同样的命运。最后他被释放并移居苏联。1937年，他在那里成为了斯大林血腥清洗的牺牲品。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因“成为反苏恐怖组织的成员”而被枪杀，斯大林的屠夫们肯定体会不出这种悲惨的讽刺意味。失败后，没过多久，公开的反动派就在巴伐利亚掌权了。1920年，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 (Gustav Ritter von Kahr) 成为总理，以准军事独裁来统治巴伐利亚。法西斯帮派被允许自由发展和游荡——正如希特勒1923年未遂政变所证明的那样。但是，尽管工人阶级被击败了，革命传统和对这些伟大事件的记忆仍然存在。巴伐利亚工人的战斗失败了，但在这些战斗中，他们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继续参与到了德国未来几年发展的革命事件当中。1871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描述了巴黎工人在建立公社并掌权数周时，是如何“气势冲天”的。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经历与巴黎公社的事件进行比较，乍一看似乎很合适。两者都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应用尝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但在1871年至1919年之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工人阶级和以前不同了。1871年的巴黎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具革命性的城市。1919年的巴伐利亚被认为是德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如此。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远非被孤立于一个城镇之内，而是在相较过去极大加强的德国、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史诗般的斗争中鼓舞人心的一幕。简而言之，工人阶级比50年前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像德共这样一个很小的、非常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话虽如此，最终历史的任务还是超出了它微小的力量所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整个德国革命——最重要的教训是，一个能够带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先锋党不可能在激烈的战斗中形成。必须在革命开始之前就耐心地建设它。当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成立时，它面前摆着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新鲜经验：俄国革命。可悲的是，其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干部在他们自己被推入德国革命的旋风之前，没有时间吸取这些重大事件的深刻教训。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正在酝酿之中。新一代人摆脱了过去的失败，正在脱颖而出，走上了奋斗的道路。工人阶级无与伦比的力量意味着，与1920年代不同，统治阶级将无法迅速对工人运动进行迅速而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们有一定的时间准备。我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这段时间。在我们面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钢铁般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过程中，我们面前有大量的教训，这些教训是过去几代阶级斗士的牺牲留给我们的：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今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英雄记忆被马克思主义趋势保存为工人阶级宝贵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从他们的胜利和错误中研究学习，及时建设起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用社会主义重构社会的革命政党。《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marxist.com )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 (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 联络我们 ”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 ，或私讯“ 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 ”脸页，谢谢！注释[1] 汉斯·贝叶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88），第 14 页。[2] 出处同上，第17页。[3] 出处同上，第34页。[4] 埃里希·穆赫萨姆，《从艾斯纳到列维内》，《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柏林：霍芬堡，2013）。[5] 拉尔夫·霍勒，“犹太人艾斯纳”，《时代》，2019年2月6日。https://www.zeit.de/2019/07/antisemitismus-kurt-eisner-freistaat-bayern-rechtsextremismus-attentat[6] 卡尔·雷茨劳《斯巴达克：崛起与衰落，一个党务工作者的回忆》（法兰克福：新批评出版社），第130页。[7] 贝叶尔，《巴伐利亚革命》，第75页。[8] 保罗·弗洛里希，《巴伐利亚》[9] 出处同上，第22页。[10] 出处同上，第31页。[11] 雷茨劳，《斯巴达克》，第141页。[12] 出处同上，第147页。[13] 弗拉基米尔·列宁，“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919年4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获取于2021年8月9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6/033.htm[14] 贝叶尔，《巴伐利亚革命》，第131页。[15] 罗莎·列维内-梅耶，《一名革命者的一生》，（伦敦：Saxon House，1973），第2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