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件：反对官僚集中制 Share Tweet1991年，战斗派（the Militant，英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今天革共国际英国支部“英国革命共产党”的先驱）内部爆发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崩溃。“多数派”再也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内部辩论，决定驱逐反对派，首先是“战斗趋势”的创始人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又名Edward Grant，在文中简写为EG）。这一举动彻底完成了旧“战斗派”的腐化。它从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蜕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不民主的组织。随后，反对派开始总结整个经历，这份文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文编者按：这一篇历史文件最初为原战斗派少数派成员于1990年代初撰写，后于2005年7月18日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译者：VAH）“多数派代表不顾反对派的沉默，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恶毒的诽谤，向党提供极其歪曲的反对派的观点和建议。这种越来越片面的讨论，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只是为了让党为采取更加不健康的组织措施做好准备。恐吓、威慑、抹黑和开除党员的手段从未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使用。最重要的任务也完全是从派别遴选的立场来决定的……斯大林集团想要尽快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列夫·托洛茨基，1926年10月。“……这个集团继续存在，其追随者并没有停止对党的暗中活动。他们继续组织反列宁主义政党，开办非法印刷厂，向支持者收取党费，并传播他们的纲领。”“鉴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行为，共产国际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1月）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6年12月）讨论了集团问题……并通过了决议，谴责该集团的追随者是分裂分子，他们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他们不服从党的意志，反而决定阻挠党的行动……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头目已经脱离了党……”J·斯大林（《苏共史》，1938年）。反对派已被取缔。反对派领导人被开除。全国各地正在对反对派同志进行清洗，分支委员会被称为“袋鼠法庭”。他们用麦卡锡的手段，要求同志们做出选择：反对派或战斗趋势。持反对派意见的分支正在被系统地关闭，并由全职党员进行“重组”。这场政治迫害是自反对派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新斯大林主义运动的高潮。通过这些行动，多数派——不顾反对派的抗议——策划了分裂，并以其惯常的风格在基层成员有机会发表评论之前，就立即在资本主义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一分裂。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许多同志对关于“转向”的“辩论”方式极为担忧，甚至深感震惊。秉承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我们的组织始终以其在处理政治和组织问题分歧时的民主方法而自豪。托洛茨基主义诞生于与斯大林官僚的反革命政策和方法的斗争之中。正确的政策和健康的内部制度对于革命趋势的构建同样重要。我们谴责那些无法回应对方论点，总是试图歪曲和扭曲论点以嘲笑他们并最终将其驱逐的宗派。这些错误的、不民主的方法——不健康制度的产物——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必然会引发动乱和分裂。不幸的是，最近的辩论标志着我们与过去的做法发生了根本性背离。多数派非但没有进行公开真诚的思想和意见交流，从而提升组织的水平，反而利用其地位和资源，用肮脏的手段对反对派发动了无情的攻击。这场攻击的一个关键武器是全职同志构成的机关，他们的忠诚度被滥用，以确保领导层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直至胜利。这场关于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的争论，暴露了对英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其他观点上的分歧。它也凸显了关于组织方法以及组织内部制度性质的争论。这些分歧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主观和客观原因共同造成的。我们所见证的是组织的腐化。腐化是怎么发生的？走向“行动主义”和理论在战斗趋势中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领导层内部广泛腐化的产物。很多同志扪心自问：我们这个高政治水平、具有民主传统的组织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也无法简单地给出答案。寻找单一的原因是错误的，尽管毫无疑问，在决定一个革命组织的命运时，有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我们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未能察觉问题的真正性质和范围，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致力于建设的战斗趋势中，政治和组织倾向已经出现了腐化。我们将观察到的问题和错误归咎于这个或那个同志的个人错误，认为这些错误会在经验的积累中得到纠正。对机构内部正在发生的进程视而不见，拒绝承认严重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当时最有害的因素之一。如果及时发现，相对较小的错误和偏差很容易解决。但一个未纠正的错误可能会发展成一种趋势，最终会破坏整个组织。这正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个人责任。一个奇怪的矛盾是，直到现在，大部分支持多数派的同志仍然真诚地相信这种倾向基本上是民主的。这部分是由于全职机构成功地向同志们隐瞒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等等的活动就像一本被七印封住的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相反，领导层的活动被笼罩在秘密之中。这已经成为一种痴迷。而国际内部发生的事情对普通同志来说更是谜团重重。由于信息的完全缺乏，以及几十年来对领导层建立起来的巨大信任，许多同志倾向于相信多数派领导层的说法而反对反对派，尤其是在内部争论被描述成“保卫组织的斗争”的时候。整件事被描述成一场巨大的忠诚度测试。同志们的忠诚度被系统地滥用了。这种忠诚从何而来？源于领导层巨大的政治和道德权威。而这又从根本上源于EG同志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他以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建立了这一趋势。多年来，我们理论的正确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这为领导层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在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领导层唯一能拥有的权威是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你不能以职位和头衔来要求权威：“全职党员”、“领导同志”、“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总书记”——所有这些都毫无意义，除非它建立在你理论的正确性以及你用政治论点说服和激励他人的能力之上。正如我们所说，领导层的巨大权威造就了巨大的信任。信任当然是件好事。但仅仅依靠信任是无法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组织的。事实上，这个趋势的的领导层享有的不仅仅是信任。他们几乎拥有一张空头支票（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也是如此），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真正的制约或控制。任何领导层，无论多么诚实或政治正确，都不应该拥有如此程度的“信任”。时至今日，现任领导层——其行动已使其放弃了所有政治和道德权威——仍在呼吁党员信任他们。“同志们，相信执行委员会！相信中央委员会！相信全职党员！”领导层对危机的第一反应并非偶然，他们召开了无数次会议，要求对国内和国际领导层进行信任投票。不必在意问题，不必在意事实，只要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并非一切都好，那些有思想的人们不会满足于长久地利用他们的忠诚感来转移人们对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领导层的观点总体上被证明是正确的，才使得我们形成了一个政治上高度一致的趋势。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似乎还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政治分歧。事实上，在各种政治和组织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这些分歧从未被允许上升到哪怕是中央委员会或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层面。任何最轻微的、表明领导层内部有丝毫分歧的迹象都不被允许出现。PT（彼得·塔夫，前“多数派”领导）尤其坚持这一点。而且，由于总体而言，这些分歧似乎并不具有决定性（事后看来，它们极其重要），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被大肆渲染。当然，团结对于一个革命组织来说是一项宝贵的财富，前提是这种团结是真正的团结，建立在思想契合的基础上。但在战斗趋势中，这里有的不仅仅是团结，还有整齐划一，有时甚至危险地接近墨守成规。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主要思想来自领导层——这正是领导层存在的理由。但这些思想必须经过全体成员的彻底讨论、批评、修正或否决。必须为基层党员的参与和首创精神提供空间。批评和异议不应该被压制。但这正是发生了的事情。我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太高了——就为了这种“整齐划一”。战斗趋势变得不习惯真正的讨论和辩论。坦率地说，许多同志（包括“领导同志”）干脆停止了思考。仅仅接受领导层的路线就足够了。从长远来看，这本身就是政治腐化的根源。过去，我们的内部机制非常开放，同志们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观点、批评、要求，并期望得到问题的答案。多年来，这种机制已被削弱，如今已基本被摧毁。当前的辩论表明，任何严肃的批评或分歧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这被描述为“对组织的攻击”。因此，提出此类观点的人应被视为叛徒。这不仅适用于该趋势的创始人EG同志，也适用于任何胆敢质疑其地方支部全职成员行为的普通成员。在国际上也是如此，任何试图询问有关英国真实情况的详细信息的行为都会被谴责为“对英国支部的攻击”。当问题以这种方式呈现时，我们如何能进行一场真正的讨论？关于派别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与此截然不同。纵观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历史，党内生活异常激烈，内部争论不断，领导人之间公开表达分歧，当然也存在派别斗争。当我们组建一个派别来对抗灾难性的“英国转向”时，我们立即被指控不忠诚。执行委员会在一份通告中试图通过散布“暗示”来歪曲同志们的态度，称其成员们对这一行动感到“震惊”。多数派这样做，仅仅暴露了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的真正传统的极度无知。托洛茨基就派别问题发表了如下言论：“在共产国际，派别是被禁止的，而这项警察禁令竟然据说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的。很难想象比这更严重的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诽谤。诚然，1921年3月，第十次党大会的一项特别决议禁止了派别。而这项决议的必要性本身就表明，在此前的时期——即布尔什维主义兴起、发展、壮大并最终掌权的十七年间——派别是党内生活的合法组成部分。这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斯德哥尔摩党代会（1906年）上，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合并，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却出现了两个派别，并在大会上就土地纲领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公开斗争。在列宁的领导下，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支持土地国有化。斯大林在大会上以伊万诺维奇的名义发言，他属于一小群所谓的“瓜分主义者”，主张立即将土地分配给小业主，从而将革命预先限制在资本主义农民的视角下。“1907年，围绕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议会）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派别斗争。抵制派随后分成两派，在随后的几年里，不仅在‘统一’的党内，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也与列宁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斗争后来愈演愈烈，导致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出现了一个调和派，当时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工作者都属于这个派别，如李可夫、杜布罗夫斯基、斯大林等人。与调和派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1914年8月，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开启了一段重组时期，重组的基础是他们对战争和第二国际的态度。与此同时，一个由反对民族自决的人（布哈林、皮达可夫等人）组成的派别团体正在形成。“二月革命后初期至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尖锐派别斗争已广为人知（参见列·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夺取政权后，围绕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问题爆发了尖锐的派别斗争。一个拥有自己的报刊的左翼共产主义者派别成立了（布哈林、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随后，民主集中制派别和工人反对派派别相继成立。直到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当时正值封锁和饥荒，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新经济政策仍处初期阶段——该政策释放出了小资产阶级倾向——党才开始考虑采取如此非常规的措施，即禁止派别活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可以视为一种迫切的必要。但从后来的事件来看，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派别的取缔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英雄史的终结，并为其官僚主义的腐化铺平了道路。”（托洛茨基，《1935-6著作集》）内部民主的先决条件是信息的自由流通。没有信息，党员就不可能表达意见，更不用说制定政策了。在这方面，现在的战斗趋势也与布尔什维克党或共产国际在其健康时期完全不同。共产国际成立后的头五年，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仍然会每年召开代表大会。每个支部都讨论其他支部的问题，期间不乏辩论和争议。俄共（布）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却并未试图利用这一点将其观点强加于其他支部。德国、荷兰、匈牙利和其他党派推行的政策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完全相反（通常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但从未遭受过纪律处分或官僚压力。列宁和托洛茨基使用的唯一武器就是以其论据的优越性来说服人。人身攻击、官僚操纵和机关施压的策略并非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手段，而是季诺维也夫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手段。与我们的情况比较一下吧。我们对其他国家同志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这不仅体现在基层，甚至在国际执行委员会层面也是如此。这个机构很少开会。共产国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大约每年只开一次会。提交给它的“报告”实际上只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确实非常真实且重要），其目的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但我们很少能获得关于同志们在困境中面临的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被排除于在中心讨论外。因此，即使是国际上的领导同志们，也只能得到完全虚假和片面的描述。但人们对该中心内部的运作一无所知。就连国际上的领导同志对此也一无所知。在最近的辩论过程中，国际书记处少数派的一位代表前往支持多数派的一个主要欧洲支部，并向其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对我的工作，或任何其他国际书记处同志的工作了解多少？”回答是一片令人深思的沉默。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内部制度的情况。英国的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辩论之初，威尔士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承认“他们对执行委员会的运作一无所知”。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一样，他们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其工作的报告等等。组织的真实情况再次被藏匿。一个地区的同志们对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听到的只有成功。过去，缺乏任何书面信息都是出于安全考虑。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指的安全完全与国家无关，而是指对抗工党官僚的安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方派别现在试图以“安全性”为由为中央辩护，而他们正是通过宣布成立公开组织并在资产阶级媒体上披露战斗趋势的详细信息，彻底破坏了安全性。事实上，“安全性”的论调一直以来被用来破坏内部民主，阻碍重要信息的传播。它并非是针对工党官僚，而是针对基层党员的武器。让我们具体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处境是，领导层享有如此高的信任，以至于它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思想观念高度一致，所有异议都会被自动视为不忠诚；领导层几乎不受任何制约或问责，在对基层成员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小集团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没有小集团，那才是令人震惊的。“民主集中制”一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内部政治和组织上的明显的退化现象，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集中制固有结果的体现？首先，任何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种制度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制度毫无相似之处。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其次，如果认为任何工人组织腐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规则和章程，那就太天真了。当然，章程固然重要。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章程无法解释，更无法决定一个政党的根本性的演变。政党的根本演变与各种客观和主观现象息息相关：领导层的素质、干部的培养、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或缺乏联系）、工人阶级自身所处的具体阶段、外来阶级力量对党及其领导层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比任何章程都更重要一百万倍，它们能够成就或毁灭任何组织，无论其章程多么完善。这说到底正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党身上的教训，它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党，却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走向了腐化。如今，斯大林主义已被推翻，并非被工人阶级，而是被俄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资本的战略家们正竭力在工人阶级眼中抹黑马克思主义。铺天盖地的宣传试图诋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纯洁遗产，试图表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一回事”。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就是将斯大林主义威权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原罪”联系起来。这完全是错误的。首先，布尔什维克党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遭受官僚主义腐化的工人政党。第二国际的所有政党都经历了彻底的官僚主义-改良主义腐化，尽管它们中没有一个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而且大多数政党都拥有非常“民主”、松散和“联邦制”的结构。只有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成功抵制了资本主义的压力，高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在1917年领导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不仅改良主义者，就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许多国家享有群众支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经历了官僚改良主义的蜕变，背叛了工人阶级。在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号角吹响之时，便放弃了“反战总罢工”的煽动性口号，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战时联盟——“神圣联盟”。二十年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西班牙革命。1936年，他们“原则上”拒绝在加泰罗尼亚组织工人政府，却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甚至接受了部长职位。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大声反对“民主集中制”，并拥有最“民主”的宪法，其中权力下放和联邦制构成了主要支柱。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章程能够保证杜绝官僚腐化的危险。让我们回想一下，斯大林1936年宪法曾被誉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确实如此——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话。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是一个半无政府主义组织，在1914年之前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享有巨大影响力。该组织没有全职党员，只有“兼职”人员。但这并没有阻止其领导层之中形成官僚体系。事实上，任何组织都可能存在官僚体系，即使在政治之外。编织圈或足球俱乐部也可能存在“官僚体系”——而且这些官僚体系往往非常有害。当然，我们指的不是像英国工党或苏联那样的成熟官僚机构，而是指那些贪图声望和地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背后捅刀、八卦和阴谋诡计以达到目的的集团。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需赘述。这样的官僚体系不需要物质基础。“多数派”所用的论据是，官僚体系必须有物质基础，比如特权、高薪等等，这完全是谬误和机械的。自从托洛茨基在世以来，我们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宗派那里都听到过同样的论调：“你看，我们没有特权，也没有豪车。我们怎么能成为官僚呢？”然而，一些最糟糕的新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恰恰存在于前托洛茨基主义宗派中，比如希利派。工党和工会的官僚机构，以及东方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则是另一种现象。他们以特权为生，并为了直接的物质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这些特权。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另一回事。但是，忽视在我们组织高层已经形成、并且每况愈下的派别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存在，将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会导致整个战斗趋势的毁灭。抵御官僚主义的唯一手段不是纸面的规章制度，而是党员的自觉性、干部的队伍的建设、领导层的政治和道德水平。没有任何历史规律说腐化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什么没有走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那样的道路？罗莎·卢森堡为什么最后没有沦落为考茨基之流？个人的作用极其重要，在某些历史时刻，无论好坏，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工人组织都会面临资本主义的压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些压力会成千倍地增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多年的时期，它确定下来了第二国际的衰落；又如1950年至1974年期间，它对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并导致了所谓的“第四国际”领导人的衰落。当然，我们必须保持分寸感。即使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还活着，也不会对社会和工人阶级的总体进程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这或许能让我们保留主力，并为随后那段始于1968年的法国的、出现了巨大机遇的时期做好准备。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局势的根本性转变。这就是主观因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的重要性所在。优秀的将领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进攻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者因历史原因被迫后撤的情况下，领导层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拥有优秀的将领，你可以井然有序地撤退，保存主力部队，挖掘战壕，并在条件允许时为新的进攻做好准备。而拥有糟糕的将领（比如那些只会下达“冲锋！”这一条命令的将领），则可能将一场败仗变成溃败。资本主义的压力以事后诸葛亮（所有智慧中最廉价的一种）来看，我们显然没有充分重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上升期对当前整个时期发展的影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意识都倒退了，尽管这种倒退将在未来时期通过一系列基于经验的剧烈跃进来克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都无法为工人阶级提供出路。但这一事实对广大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明显，他们的意识受到了资本主义在一整个时期内能够发展生产力这一事实的影响。这一事实对于制定我们的观点和策略至关重要，但对于另一派领导人而言，这仍然是未知数。在矿工罢工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稳步增长的时期。这是正确的思想、政策、策略、视角和方法的结果。同时也是英国和国际工人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伟大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出革命性结论的结果：葡萄牙和西班牙革命、希腊军政府的垮台、塞浦路斯内战、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大规模阶级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1950年以来的首次经济大衰退席卷全球，引发了巨大的冲击。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的前景并非稳定、繁荣和“民主”，而是内战和军事政变。“P-2”阴谋不仅在意大利，还在比利时、西班牙、挪威等地构想军事独裁。在英国，基特森准将公开讨论政变的可能性。事实证明，英国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曾考虑过推翻哈罗德·威尔逊的政变。所有这些进程都被始于1982年的里根经济繁荣所打断。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成功地重建了一种暂时的均衡，尽管增长率远低于过去。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所有阶级的意识。这是英国撒切尔主义长期存在以及美国共和党政府长期执政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不仅仅是英国的所有无论是当政还是在野的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右倾，以及左翼改良派崩溃的根本原因。在所有这样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压力都急剧增加。我们不仅看到工党领袖的公开投降，也看到各宗派和尤其是“共产党”的崩溃。但显然，同样的压力也对马克思主义趋势的一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上而下。尽管不愿公开承认，但依赖于党内机器的那一派，对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做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们口头上继续重复那些关于劳工运动“未来”必然会自我变革的陈词滥调。但在实践中，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四处寻找可以作为立足点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在所谓的“未组织阶层”，即工人阶级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阶层，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替代方案。这标志着战斗趋势朝着传统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标志着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决裂的开端。这个派别的特点之一，就是完全不肯承认错误。这并非偶然。它源于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集团威信的欲望，想要给它披上一层“绝对正确”的光环。但如果错误不及时纠正，就会演变成一种倾向。这正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近来，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即避免对任何问题提出明确的预测，理由是“预测必须是有条件的”以及“当前时期非常复杂”。当然，预测本质上是有条件的。不同的发展前途同时存在。但最终，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必须决定哪种变体最有可能。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组织不是辩论俱乐部。预测应该是行动的指南。如果不能指明社会和工人阶级最有可能的发展道路，就等于解除了同志们的武装，而他们的工作要想有效，就需要方向。想象一下，一位病人因胃痛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早上好！a）这可能是绞痛，b）可能是溃疡，c）或者可能是胃癌。”问题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必须提出一个明确的预测，就像医生必须做出明确的诊断一样：因为要从中得出一系列与策略和方向相关的实际结论。另一派领导层不再试图提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其次是因为他们受到个人威望的考虑，这与“领导层不可错误”的想法密切相关。过去领导层的权威和威望，建立在正确的观点、思想、策略和方法之上。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现在的领导层奉行的是错误的观点、策略、方法和思想。然而，他们却要求权威。这正是季诺维也夫主义方法的政治基础。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根基在于试图通过组织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其特点是利用党内机构介入内部政治争论，并试图诽谤和歪曲对手的论点。所有这些手段都被现任领导层以最无耻的方式用来对付反对派。但这些手段——与我们党派的民主传统完全背道而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一种根本错误的党建方法，这种方法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恶化。小集团是如何发展的组织高层小集团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的产物，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政治的，也有个人的。它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完整意义并未立即显现。各种负面表现的征兆都已出现，但直到EG和AW（艾伦·伍兹，前“少数派”领导，现为革命共产国际理论家）最终挑战小集团时，腐化的全部程度才得以体现。从那时起，这个过程就加速了。原本隐晦的东西变得显而易见。量变引发了质变。组织机构的腐化已经达到了真正威胁到战斗趋势生存的地步。这并不是说以前不存在不健康的倾向。不同之处在于，官僚派在受到公开挑战和揭露后，已经意识到自身、自身的利益以及其作为集团的身份。现在，他们正在有意识地以最不择手段的手段，试图完全垄断整个机构，排除一切批评分子。该派在当前斗争中的行为，对所有那些怀疑该集团存在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最终的证明。这个集团本身并非蓄意阴谋的产物。它最初并非按照计划运作。直到最近，它还由PT的一小部分私人朋友和亲密合作者组成。PT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尤其是在组织方面，他在组织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其政治理念以及许多组织理念都借鉴了EG。直到最近，中央委员会尚未完全落入该派别的控制之下，整个全职机构也未完全受其掌控。表面上，该组织是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但在实践中，机构控制权正日益集中在总书记手中，尽管这一趋势并未被许多同志察觉。当组织规模较小，全职成员寥寥无几时，民主控制和问责制的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人数如此之少，如果有人犯了滥用职权的罪行，很快就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纠正。但量变会引发质变。当党员人数达到8000人，全职党员达到200人时，控制和问责的问题就成了组织的生死攸关之事。实际上，这个机构获得了自身的活力和生命力，不再考虑“基层党员”的需求和愿望。战斗趋势的最初一批干部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组织的建设是从政治角度构思的。组织被视为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递给工人阶级的必要载体，而非其本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全职党员的快速扩张，全职党员的政治水平下降了。他们的政治能力越来越不受重视。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他们强调组织方面，甚至纯粹的行政方面，“委员会主义”盛行。专职人员的谈话内容都集中在各种委员会的运作上：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分支委员会等等。矛盾的是，这种对组织形式的盲目崇拜最终导致了组织本身的衰败。分支机构服从于委员会，委员会又服从于专职人员。认为“全职党员”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一个革命组织的健康和生存取决于其分支的健康和生存。分支是组织的根基。没有健康的根基，植物必然会枯萎死亡。当然，全职党员在战斗趋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全职机构，我们就会沦为一群业余爱好者——一个辩论俱乐部。但全职党员的作用是确保各个分支机构尽可能地正常运作，而不是取代它们。全职党员必须发挥领导力。但领导力在于耐心地说服、鼓励、激励和启发的能力。它还涉及倾听并向全体成员学习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相关同志的政治发展和个人素质。不幸的是，很多情况下，那些选择肩负全职工作的同志并非最佳人选，而是那些有时间，或者愿意接受全职工作极低工资的人。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是失业的同志或学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工运动几乎没有经验。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全职党员过去和现在都是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同志。只要接受过充分的政治训练，大多数人都能成为革命领袖。然而，全职党员的理论发展却被系统性地忽视了。大多数全职党员对此心知肚明，并多次对此抱怨。这种忽视是领导层内部某个群体的故意为之，而该群体实际上对理论怀有蔑视。全职党员的培训班经常被取消，理由是缺乏时间资源或“其他优先事项”。各种借口都被用来贬低和轻视组织理论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从全职党员开始。这便是走向灾难的开端。战斗趋势的政治水平下降是毋庸置疑的。思想和政治逐渐被推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病态且片面地强调“组织”（被错误理解的）和“鼓动”。干部建设必须占据党的建设中心地位的想法已被抛弃。最新的想法是“上街自学”。也就是说，与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不如出去卖报纸和募捐。这些活动当然非常必要。但我们过去一直批评那些宗派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卖报纸的机器”。我们了解像希利派这样的团体造成的极大危害，他们从街上招募青涩的年轻人，用几句口号“教育”他们，然后送他们带着一堆报纸出去。这些年轻人缺乏思想、观点和理论，也没有深扎于劳工运动中的锚点，他们很快就会精疲力竭，彻底退出政治。现在，战斗趋势的领导层实际上已经转向了这些错误的方法，其后果令人痛心。无法用政治论据解释、说服和激励，直接导致了“命令主义”和办公室领导的弊端。全职党员倾向于命令和欺负同志，而不是说服他们。他们依靠成员的忠诚，这种忠诚建立在过去领导层的政治权威之上，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你不接受全职党员设定的目标，你就会被认为是“不是一个好同志”，你是“保守派”，等等。基层党员逐渐被全职党员所取代。领导集团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其核心就是以下公式，该派别的支持者们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公式，并把它当作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a)“组建高层团队”；b)“提拔青年”。听到这些本质空洞的口号甚至被国际领导层的成员反复念诵，实在令人发笑。这些口号被视为“建设”的“秘诀”。如此一来，建设国家支部的所有复杂任务就被简化成几个老掉牙的理念，即使是对六岁小孩来说也如儿戏一般。我们该如何理解“高层团队”？马克思主义的集体领导无疑应该由一批具有不同政治和组织才能的同志组成。但政治因素始终必须占主导地位。然而，这一派别对这一公式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这里所说的“团队”指的是“能够合作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合群”的人。合群——合什么？合群是指符合该派别传承下来的党建理念的人。这种党建理念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它在于机械地重复领导集团目前盛行的口号，不加质疑地接受目标并“下达”给党员等等。这就是该派别对“团队”的理解。任何不适应这个“团队”的人都会被视为“难缠的顾客”“保守派”等等，并以各种方式被赶走。“提拔青年”也存在类似情况。我们立足青年，这是基本原则。必须给予青年同志一切帮助和鼓励，使他们发展壮大，发挥主动性。必须培养最优秀的青年成为干部和潜在的领导者，不断更新领导层。但在这里，一个本身正确的想法也被扭曲了，走向了它的反面。如果说扼杀和阻碍年轻人是错误的，那么奉承年轻人，向他们灌输煽动性的思想，迎合他们的急躁情绪，让他们反对老一代革命者，也是错误的。从很早以前，现任总书记就决定选拔一批年轻同志，通过学生工作（NOLS，工党全国青年组织）、工党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和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提拔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最后把他们带到全国中心，在他的指导下，在不同的组织领域工作。与上一代人不同，老一辈人必须作为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努力争取在社青团中的地位，而这些同志是在我们已经赢得多数的时候加入的。他们迅速晋升到“青年领导同志”的关键职位，而这并非他们凭自身努力所获得的。这些同志政治上能力强，但深度不足，组织性很强，却傲慢自大，而这非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被认为是优点。最重要的是，他们“干得漂亮”，“取得了成果”，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说的是领导层想听的话。目前领导层的许多“敲锣打鼓”和“捶胸顿足”的口号都直接源于此。一个以总书记为核心、主要从这层前青年同志中招募成员的小集团的形成，起初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进程。它首先挑选出那些完全认同PT的党建理念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这些错误的方法夸大到了极致。长期以来，EG同志在执委会中起到了遏制该团体政治错误和过分组织行为的作用。同样，长期以来，他们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去挑战EG的权威。通常情况下，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就会退缩。尤其是PT，他害怕与EG发生公开冲突，并竭尽全力阻止这些分歧在执委会之外浮现。正因如此，那些确实存在的分歧从未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也完全不为党员所知，他们以为领导层是完全团结的。他们不愿与战斗趋势的创始人公开冲突，于是采取了暗中手段。EG逐渐被排除在与组织层面的直接接触之外。他们竭力散布EG“年纪太大”“无法共事”“是个障碍”等等谣言。PT则多次声称“在EC在场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坦诚的讨论”。从EC开始，这些诽谤逐渐在与CC成员的私人谈话中被重复。这种情况导致同志们在执行委员会之外召开会议做出决定，总是以“如果EG在场，我们就无法讨论”为借口。认为这是一场蓄意策划的阴谋是错误的。这群人只是觉得，他们对战斗趋势的组织运作方式的先入为主的想法竟然不断受到EG的挑战，这让他们感到厌烦。显然，他不适合这个“团队”。起初，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PT周围的人聚在一起，对EG的活动表示不满，然后开始规避他，再后来孤立他，把他排挤到边缘，同时仍然利用他的理论见解。为了“出人头地”，你必须向总书记宣誓效忠，并明确反对EG。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就会被怀疑、边缘化、降职，甚至以各种方式被排挤。当然，将领导层的腐化纯粹归咎于个人问题是错误的。因此，从当前危机一开始，多数派就试图将其描述为“人格冲突”，包括对总书记的“人身攻击”等等。实际上，对“小集团”和季诺维也夫主义手法的指控根本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们是政治指控，不同于针对反对派主要代表的谩骂（“老糊涂”、“疯子”等等）。然而，个人的作用会具有或好或坏的决定性意义。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虽然说斯大林个人应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主义腐化负责是完全错误的，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其杰作《斯大林评传》中所解释的那样，斯大林无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腐化方式上打下了个人烙印。格里·希利在前革命共产党的腐化中所扮演的个人角色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具体地解释了某些最终具有客观社会基础的进程如何能够通过不同的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PT同志在建设战斗趋势方面，尤其是在组织领域，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贡献的片面性，在于它过分强调组织性而非政治性，过分强调机构而非分支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活动”和将持续不断的宣传活动视为万能药，而非在工党里和工会运动中进行干部建设和耐心工作，这本身就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直到现在才完全显现出来。只要这些趋势在执委会的EG同志的干预下得到遏制，它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大的危害。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进步，这也意味着许多同志——包括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不愿批评那些已经开始显现的缺陷和弊端。然而，以总书记为中心的领导团队逐渐成功地将EG同志”推到一边，并牢牢控制了组织。组织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完全受总书记控制，尽管该委员会的“公众形象”是RS（罗布·苏沃尔）同志，他负责执行其政策。总书记的一大特点是行事极其谨慎，并规定绝不以不受欢迎行动的负责人的身份出现。这些行动总是委托给其他人，而这些人总是因出自PT办公室的政策和决定而招致众怒。当然，没有人能够拒绝承担执行不可接受的政策和使用不当手段的个人责任。所有这些都必须公开讨论、批评和纠正。但任何对过去八年或更长时间以来领导层的运作稍有了解或经验的人都非常清楚，任何重大决定都是在总书记充分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绝大多数决定都是在他的倡议下，或至少是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做出的。如果没有这个人的作用，领导层会腐化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纯粹的假设之中。但有一点非常清楚：缺乏警惕，对PT同志的完全信任，使他能够将巨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起了绝对致命的作用。许多同志指出，建立全职中央委员会是走向腐化的决定性一步。当然，一系列经验丰富的工会同志的流失，是导致全职机构失去重要制约的因素之一。此后，中央委员会的情绪越来越脱离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现实。目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所有讨论都弥漫着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气氛。中央委员会现在正活在幻想之中。当时，EG同志和其他同志们支持设立全职中央委员会的想法，认为这是迈向更专业、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步。必须指出，设立专职中央委员会的想法本身并非错误，也未必是官僚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最初提出的制衡机制从未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召集汇聚工会积极分子经验的常态产业局的计划从未实现。实际上，工会同志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战斗趋势组织的决策过程之外。这在更艰难的时期到来时带来了致命的后果。1981-83年间，全职党员队伍迅速扩张。鉴于党员人数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长，这是必要且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全职党员的素质和政治水平并不总是符合要求。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党员对全职党员的控制，因为全职党员一直受到中央要求快速取得成果的压力。组织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种永久成功的幻觉。“前途无量”。尽管“里根热潮”已经开始，撒切尔夫人也赢得了选举，但增长潜力依然存在。这个想法也未必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有足够数量的干部来向当时成千上万的外围群众解释我们的思想。然而，这一派别对“增长”的理解完全停留在简单化和组织化的层面。这种倾向最粗俗的表达是JT（John Throne，约翰·思容）于1984年为国际起草的“组织决议”。该决议认为增长问题完全取决于主观因素，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所有国家将战斗趋势规模扩大一倍、三倍、四倍等等。这项决议受到了EG和AW的批评，并在一些认真对待该决议的支部（幸运的是，有些支部并没有认真对待）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它导致了一场不健康的竞争，一种对增长的争夺，看谁在下次会议上的黑板上写得更多。很快，各国领导层就开始系统地伪造数据，因为他们害怕因为没有遵循中央的糟糕建议而被“揭发”。就这样，不诚实、双重记账和维护名誉的作风就直接从伦敦的“专家”那里被引入了国际。由于他的阴谋和不被允许的行为，尤其是在爱尔兰，JT后来被解除了国际书记的职务并“流放”到美国。但直到今天，有关这起丑闻的所有信息都被压制，并对包括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内的成员保密。事实上，从1985年到1991年夏天，JT不允许与爱尔兰支部进行任何联系，无论是亲自、书面还是电话。他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爱尔兰委员会。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违反革命行为准则的严重性。这一切都为国际书记处所熟知，但今天JT是国际上国际书记处多数派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尽管1985年罢免他的运动是由PT和PH（Peter Hadden，彼得·哈顿，北爱尔兰）精心策划和领导的。矿工罢工英国矿工罢工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对工人阶级如此，对英国的工会组织亦是如此。鉴于这场争端的重要性，领导层决定将工作重点转向该斗争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然而，其行动的方式却给组织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政治层面上，矿工罢工一度达到了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斗争和意识水平，暂时掩盖了繁荣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此时，领导层已陷入某种自大妄想症。我们几十年来在传统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中辛勤工作，最终在利物浦取得了重大突破。说我们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话没错。但领导层却夸大了这种正确的想法，以至于将事实颠倒了。该集团的主要错误根源之一，是其完全缺乏分寸感：严重高估了工人阶级运动内部趋势的真正力量和影响力。这导致了致命的后果，最终导致了“转向”。在矿工罢工期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用自身力量取代真正阶级运动的趋势。向煤田派出人手是正确的。但在很多地区，我们自己的同志最终却自己去运作矿工支持小组之类的团体，而不是号召其他工人参与到工作中来。其中一个最负面的特征是，基层分支被忽视，并开始失修。“行动主义”被奉为一切的终极目标。分支是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健康的趋势中，分支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同志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学习、做出决策，并组织和规划对劳工运动的参与。但在大多数地区，情况远非如此。一段时间以来，工会工作在各分支机构都没有得到讨论。他们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但实际上，工会成员已经被排挤了。各分支机构几乎没有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只专注于讨论最新的“运动”。此外，这些“运动”越来越多地基于边缘问题。而且，这些运动的提出方式也越来越脱离劳工运动。过去，妇女宪章运动和反对职场性骚扰运动的重点显然是工会和工作场所。相比之下，最近的莎拉·桑顿运动则主要以个人问题的形式提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非阶级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我们的趋势就越来越远离普通工人阶级群众和劳工运动的现实和愿望。我们正被推上一条过去所有宗派和时髦左翼分子都曾走过的道路。在此之前，各分支和区域委员会中都有一批干部能够独立开展建设，并对全职党员进行一些监督。如今，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被高层灌输的盲目“活动主义”搞得精疲力竭，已经离开。一切都越来越依赖于全职党员。这是一种错误且不健康的做法，最终会破坏整个组织。分支不再进行政治教育，现在我们只得到15分钟的导论，讲解“我们的立场”之类的内容。工人的时间太宝贵了，不值得浪费在听讲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上。因此，分支中越来越缺乏兴趣和参与度。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失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同志，他们被缺乏经验的同志所取代，而这些同志又被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所取代，这些年轻人并未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系统培训。类似“列宁征集”（中文编者注：列宁去世后，俄共（布）党内官僚利用“列宁征集”运动大量征收政治上未经考验、不成熟的分子入党，降低了党的政治水平以打击反对派）的现象已经出现，这导致了整体政治水平的下降，并淹没了老一辈干部。强调“提拔青年”并非偶然。托洛茨基多次解释，老一代代表着革命政党的政治资本。任何试图改变革命政党性质的人，都必须首先摧毁它的政治资本，让它忘记自己的过去。这是当权派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结果。赢得并“提升”青年是必要的，但故意挑拨青年反对老一代，让他们自高自大，并利用他们作为攻城槌攻击干部，则是犯罪行为。然而，这却是围绕在总书记周围的集团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刻意推行的策略。此外，其目标根本不是“提升”青年人，而是通过清除所有阻碍他们来提升机构的权力。正如我们所见，该集团的现任成员中，很多都是前“青年领袖”，是总书记挑选和培养的支持者。这些同志们很早就开始受到误导。早在七十年代末，当我们掌握绝对控制权的时候，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青团/LPYS）的年度大会上，某些不健康的倾向就已经显现出来。社青团中的“反对派”规模很小——仅仅由少数宗派主义者和左右两派改良主义者组成。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构成不了威胁。然而，“青年领导同志们”们并没有从政治上回应他们——这本来有助于提高青年的政治水平——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而是多次诉诸侮辱和“猛烈抨击”。他们没有用论证来说服对方，而是依靠口号、陈词滥调和华丽辞藻。这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法，后来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高明的”。早期，我们为理念而战。我们理解的争夺控制权是争夺政治控制权。然而，官僚派的领导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们执着于一种完全官僚主义意义上的控制权：获得并保住职位。他们必须成为多数派。他们无法忍受成为少数派。因此，他们执着地把反对派称为“少数派”。仿佛这就能确凿地证明少数派的理念一定是错误的。这种机构干事心态对我们在工党和工会运动中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左翼联盟（左盟/Broad Left/BL，战斗派在工会中的组织）组织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蕴藏着各种可能性，可以在数百万工会成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影响力。然而，左盟组织却未能发展壮大。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正确的思想、政策、纲领和前瞻。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加复杂和艰巨，那就是找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与必然是未完成、困惑且充满矛盾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的方法。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这种联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宗派，不多不少。官僚派的领导层从来就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运动。他们就像1905年那些出席圣彼得堡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一样，后者宣读了党的原则，但却因为震惊的代表们拒绝全盘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就退了出去。左盟组织腾飞的黄金机会是在矿工罢工期间。但它在罢工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为它不被允许这样做。控制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战斗趋势的手中。全职党员担心我们可能会失去控制，所以它从未真正被允许作为一个实体运作。其结果众所周知。这种对分歧的恐惧深深植根于该派别的心理。这并非自信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的东西。它反映出一种无法用论证说服他人的无力，无论是在青年组织、工会、工党，还是我们自己的组织中。它直接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作风，导致了试图通过组织手段解决政治分歧，并最终导致内部制度陷入季诺维也夫主义的泥潭。官僚派对基层党员缺乏信任。代表大会召开得越来越少。即使在这些大会上，基层党员的观点也并不真正受欢迎。“不合时宜”的决议通常会在执行委员会的压力下被撤回。那些坚持不肯罢休的人，将会遭到公开的口头“痛击”。名单选举制——这并非布尔什维克组织选举领导层的唯一方法——无疑已被滥用，使得领导人的罢免变得困难重重。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消除基层党员的不满，反而使其进一步转入地下。许多同志对事态发展感到不满，却又感到孤立无援。他们如何能够对抗如此强大且（表面上）团结一致的组织？许多人逐渐退出，其他人则被刻意排挤，还有一些人陷入消极，只在基层分支里混日子。那些试图表达不满的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强大机构的阻挠，这个机构迅速采取行动孤立他们，并给他们贴上“保守派”、“抱怨者”等标签。在既定条件下，基层成员根本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这一事实让领导层感到了一种自己几乎完全无懈可击的错觉。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执行委员会以及那些对组织方式感到不安、认为需要采取更具政治性的工作方式的人。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然而，他们的自信导致他们犯下错误。控制了英国支部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国际支部。TS和LC被派去削弱AW的地位，就像削弱EG在英国领导层的地位一样。到了1987/88年，毫无疑问，这个派别已经以一种有计划、有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控制了好几个支部，却总是能把那里弄得一团糟。尽管他们吹嘘自己所谓的卓越组织能力，但他们从未在世界任何地方成功建设过一个支部，而只是扰乱了工作，摧毁了优秀的同志。到1990年底，他们计划在国际上发动一场“政变”，口号是“缩小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此前曾试图对英国中央委员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但失败了）。该计划包括清除几乎所有旧领导人（包括RSi），并用该集团的无条件支持者取而代之。例如，西班牙支部的代表人数将从四人减少到一人——与澳大利亚支部的代表人数相同！另一方面，该集团在英国的杰出成员，LW、CD和LC，将被吸收为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国际书记处的正式成员。这样一来，国际上将与英国一样，由同一类型的制度主导。但该计划的组织者操之过急。他们与AW发生了冲突。一段时间以来，AW一直收到来自各支部的投诉，称该集团正在推行其伎俩，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随后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国际书记处内部的争吵，并最终成为催化剂，使整个事件达到了顶点。显然，高层的分裂是真正反对派趋势出现的必要前提。包括趋势创始人EG同志在内的两位公认的领导同志决定在国际中心对抗该派别，这改变了局势。但这两位同志都未能预料到，当官僚机构感到自身受到挑战时会做出如此恶毒的反应。与许多人一样，他们并未意识到，腐化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自危机爆发以来，所有进程都加速了。一方面，官僚派不断巩固和强化。那些视机构权力高于理念的人迅速转向当权派别。这包括除一小部分人外的所有全职人员。有一批同志被当权派严重误导，以至于他们准备不加质疑地服从任何“自上而下”的指令，无论这些指令多么荒谬。这就是被误认为的“对党忠诚”。实际上，这是对真正列宁主义政党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不忠诚。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批年轻的同志，他们既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真教育，也不了解该运动的既往传统。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下一个时期精疲力竭，退出政治，尤其是在他们看到“新转向”未能兑现领导层的承诺时。但绝大多数支持领导层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趋势会腐化到如此地步。他们说服自己，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和缺点都是次要问题，是个人失误的产物。他们迫切地希望维护团结，避免出现破坏性的分裂。这种团结的本能无疑是自然而健康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而且日益清晰的是——官僚派将组织机构视为私有财产，并试图通过压制和驱逐来对付反对派，而不是说服人——这不仅是对整个战斗趋势的团结，更是对其存在本身的最大威胁。在国际主义反对派的旗帜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力量正在开始重组。那些反抗当权派别、不惧被解雇和受害的工人、工会会员、失业工人、学生、以及全职同志将会构成真正的革命趋势。包括国内外历史性的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干部都支持反对派，反对派将理论和政治教育重新置于之前失去了的中心地位。毫无疑问，许多诚实的同志将根据自己对官僚制度及其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的亲身经历，开始得出结论，并转向反对派。意识到这一点，官僚派采取了大规模驱逐反对派的政策。他们一边散布反对派“分裂”的谎言，一边又通过驱逐我们的同志，进行着最可怕的分裂，首先驱逐的就是我们运动的创始人和理论领袖EG同志。这救不了他们。在思想与机构的斗争中，最终胜利的必然是思想。我们对自己的思想依然充满信心，就像几十年前我们开始创建战斗趋势时一样。我们当时所做的，我们也能再次做到。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义不容辞。“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