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红楔攻打白军》 世界革命的本质 《 以红楔攻打白军》 Share Tweet埃尔·利西茨基 (El Lisitsky) 的标志性内战海报《以红楔攻打白军》(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可能是整个俄国革命中最广为人知的艺术作品。即使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依然广泛。在本文中，纳尔逊·万（Nelson Wan）和詹姆斯·基尔比 （James Kilby） 将探讨《以红楔攻打白军》是如何诞生的、它是如何捕捉到革命的精髓的、以及像这样的宣传作品为何会被视为伟大的艺术。[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该文同时发表于第十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点击这里阅读全部文章）“1918年在莫斯科，我的眼前闪现出一道将世界一分为二的短路。这一击，将我们称之为现在的时间像楔子一样打进了昨日和明天之间。我现在的努力就是要把这个楔子打得更深。一个人必须属于这一边或那一边，这儿没有中间道路”。[1]——埃尔·利西茨基，1918年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释放出了一批艺术天才和创造天才们的潜力，这在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激荡。对俄国受压迫的群众而言，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艺术和文化的大门为他们而敞开。与此同时，俄罗斯最优秀、最聪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在向革命看齐。《建造者》（1924），埃尔·利西茨基，自画像在这些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技艺精湛的埃莱亚扎·马尔科维奇·利西茨基(Eleazar Markovich Lissitzky)，“埃尔·利西茨基 (El Lissitzky)”则是他被广为熟知的名字。埃尔·利西茨基是摄影师、设计师、印刷师和建筑师。埃尔·利西茨基给他从事过的每一个艺术领域都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并且在十月革命后全身心地认定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具有开创性，但埃尔·利西茨基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他的内战海报《以红楔攻打白军》，该海报是为了帮助布尔什维克与白军反动派进行斗争而制作的。《以红楔攻打白军》或许是整个俄国革命时期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中最出名的一件。即便在今天，它也仍然影响广泛。激烈的斗争由《以红楔攻打白军》精彩地描绘了革命进程最激烈的阶段之一：内战。在这场斗争中，社会的两极分化到了极致。没人能回避这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这正是1919年末俄国革命的处境，埃尔·利西茨基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创作了《以红楔攻打白军》。虽然1917年的十月革命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到了1918年3月，国际帝国主义者介入并为反革命提供资金、武器和补给。这开启了俄国血腥的内战。在这场斗争中，革命——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分裂成了红军和白军两大对立阵营。尽管这场战争被称为“内战”，但它实际上是一场国际战争，波及众多领土，涉及众多国家。在某一时刻，前沙俄的所有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注定或是分裂，或是站在白军一边。农民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中获益、随时准备保卫这一政策的贫农和中农，一派是大多敌视革命的富农 (Kulak)。《以红楔攻打白军》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即国际上光明与黑暗双方的斗争，这里不存在中间阵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左边以光明为代表的革命战胜右边以黑暗为代表的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红色楔子本身清楚地传达了革命的先锋—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红军—正在粉碎反动的白军。与许多伟大的革命艺术家所遭遇过的一样，资产阶级一直试图将埃尔·利西茨基的艺术与他的革命信仰分离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艺术家不是“空洞的机器”[2]，而是活生生的人，其心理被他们周围社会所塑造。《以红楔攻打白军》的意象告诉我们，埃尔·利西茨基不单是一个只是置身事外将革命视为一个盲动过程的革命“同路人”。事实上，他对革命过程的内在动力以及革命所代表的一切有着深刻的理解。显而易见，埃尔·利西茨基是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是从革命过程的内部来理解俄国革命的。若是仅凭肉眼可见，革命呈现为混沌且无形。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革命背后没有任何缘由或科学合理性。但埃尔·利西茨基描绘的并不是混乱。《以红楔攻打白军》表达了目标与行动的清晰和统一、连贯性以及阶级斗争本身；所有这些都像数学一般精确。托洛茨基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革命的代数学”[3]，拿这个比喻来形容《以红楔攻打白军》的内容也刚好恰如其分。打入楔子 作为一件艺术品，《以红楔攻打白军》高度抽象，但其简洁的形式却为其内涵提供了更加深刻的明晰。除了一些较小的三角形和矩形外，该幅作品完全由平面二维图形构成，但却表现出活力和运动感。红色楔子的形状锋利而有力。它将所有力量集中于一点，击穿了惰性的白色圆圈。较小的红色楔形则活似正在冲入画面并正在击碎较小的灰色矩形。文字与该运动保持一致。红军的小分队位于在后方被描绘成一系列有序的矩形，而与红军对抗的白军的增援部队则被描绘成一片混乱。通过使用抽象的形状和颜色来描绘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画面上的斗争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影子。这只是现代社会两个决定性阶级之间的斗争：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国家的资本家们。尼古拉·科利 (Nikolai Kolli) 的《红军纪念碑》极有可能对《以红楔攻打白军》的诞生产生了影响，该纪念碑于1918年在莫斯科建成，以庆祝1917年11月克拉斯诺夫将军军事政变企图的被挫败。科利的纪念碑被简单地命名为《红色楔子》。《红色楔子》（1918） 尼古拉·科利 (Nikolai Kolli) 木板上的文字为：“白军乐队”由一个垂直插入白色矩形块的红色三角形构成。一条非常明显的裂缝从三角形的顶端蜿蜒向下，表明红色楔子的力量成功地打破了白色结构的稳固。这个红色楔子的抽象隐喻意在象征红军对反革命白军的胜利。这座纪念碑成功地用一种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讲述了胜利的故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埃尔·利西茨基由科利的纪念碑改造而成的《以红楔攻打白军》也是如此通俗易懂。红色楔子本身的确是革命先锋队的贴切比喻。在一个层面上，它代表了红军的军事力量：锋利到足以刺穿白军的防线并压倒他们。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也代表着红色的革命纲领：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工人政权和使农民得到土地。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纲领在反革命军队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得以将他们的力量在军队高层（以及他们所服务的资本家和地主）和基层（其中许多人在政治上被争取到革命一边）之间分裂开来。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派来帮助镇压革命的21支外国干涉军队中，几乎所有军队都在军队内部发生兵变或叛乱危险后不得不选择撤回。因此，红色楔子可以很有效地从内部击败白军，这一点在埃尔·利西茨基的海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十月革命的影响《以红楔攻打白军》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揭示了俄国革命对某一阶层的艺术家及其艺术的深刻影响。当大众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便会释放那压抑在心已久的、想要攻克文化世界的巨大渴望。改造社会的斗争也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振奋，这种振奋当然也反映在当时的艺术中。革命吸引来了大批的艺术家，他们与新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过去的旧传统和旧习惯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思想和新技术。《以红楔攻打白军》显然是“至上主义”(Suprematist) 艺术流派的产物，该流派由埃尔·利西茨基的朋友和导师卡济米尔·马列维奇 (Kazemir Malevich) 于1915年开创。马列维奇创作了世界上第一批完全抽象的绘画作品。他拒绝模仿自然形态，要求用有限的色彩创作抽象的几何构图，以展示“纯粹的感觉在创造性艺术中的至高无上”。[4]马列维奇正确地指出，仅仅忠实再现物质对象的艺术本身并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艺术作品给人带来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卡济米尔·马列维奇，《黑色至上主义广场》，1915年这固然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但马列维奇作为一个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却夸大了"非客观"的感觉的和情感的世界，将其视为物质世界的主要部分。因此，他的“至上主义”哲学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马列维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他1915年在白色背景上所创作的《黑方块》（以描绘“纯粹的感觉”），他在其中将抽象发挥到了极致。自此之后，他开始了更为复杂的几何形体排列，如1916年创作的《至上主义构图（红色射线上的蓝方块）》。卡济米尔·马列维奇，《至上主义构图》（红色射线上的蓝方块），1916年马列维奇的《黑方块》和其他作品开启了一场真正的艺术革命，这场革命以抽象为基础，将抽象作为唤起情感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时期，一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在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1917年后，马列维奇完全接受了革命，成为教育人民委员会(Narkompros) 艺术学院的成员。尽管他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敌意，但他仍被鼓励在一些著名的艺术学校任教，并被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作品。这充分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的特点之一即是文化上的艺术表达自由，而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崛起则扼杀了这一自由。1919年10月，埃尔·利西茨基说服马列维奇加入他在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人民艺术学校的教学工作。除了教授平面设计、印刷和建筑之外，埃尔·利西茨基还在维捷布斯克度过了整个夏天来设计和创作宣传海报。正是在维捷布斯克，马列维奇让埃尔·利西茨基接受了他的至上主义风格。此后不久，埃尔·利西茨基就创作了《以红楔攻打白军》，时间是1919年底或1920年初。尽管马列维奇对这一时期的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被埃尔·利西茨基形容为“被困在了一个没有真实物体的世界”[5]。因此，更加实际地应用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思想的任务，就被留给了埃尔·利西茨基去在《以红楔攻打白军》和其他作品中来完成。与绘画或雕塑不同，《以红楔攻打白军》是一幅大规模量产的海报。它进入了排版、平面设计和海报的领域。不同于马列维奇试图传达的"纯粹的感觉"（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有意去挖掘并帮助发展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工人阶级和穷人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决心。鼓动性宣传作埃尔·利西茨基决定将其《以红楔攻打白军》制作成海报，而不是传统的油画或雕塑，这绝非偶然。利西茨基认为，俄罗斯革命后，印刷设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群众——半文盲群众——现在已经成了观众[f]......，传统的书籍被一页页地撕开，它们被放大一百倍，被涂上浓墨重彩，然后作为海报被搬到了大街上。”[6]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里，街头艺术爆炸式发展了起来，其中海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艺术史学家米哈伊尔·日尔曼(Mikhail Guerman) 的说法：“海报激发了人们的思考，表达了人们的愤慨，它们洋溢热情，引人发笑，它们即时回应事件，毫不拖延地传递消息。海报在晚上被画好，早上就被贴在了街上。虽然人们设计这些海报时知道它们的生命只有一天，但在艺术史上，它们却在经年中留存了下来。它们之所以被留存下来不仅因为它们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而且还因为其伟大而严谨的完美。”[7]最后一次未来主义绘画展0,10：卡济米尔·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作品部分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首次展出。《黑方块》位于两面墙 之间的中心。至上主义绘画（《梯形黑色和紅色正方形》位于《黑方块》的正下方和左方。这就是埃尔·利西茨基和其他前卫艺术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鼓动性宣传”[g]艺术的精神。事实上，在创作《以红楔攻打白军》之后的几年里，埃尔·利西茨基和马列维奇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 UNOVIS（"新艺术的拥护者"）的至上主义艺术家的集体。他们没有创作供画廊或私人住宅展示的艺术作品，而是用至上主义的设计、海报和标志装饰公共建筑的墙壁和内部。他们的目的是将至上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视觉语言进行传播。宣传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吗？埃尔·利西茨基的《以红楔攻打白军》的另一个非凡之处在于它是作为宣传海报而制作的，但这一事实并没有降低其艺术品质。最伟大的艺术是处理最重大问题的艺术，即生与死的问题，它们牵动着千百万人的生活。最伟大的艺术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话要说的艺术，它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并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因此，许多最伟大的艺术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涉及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斗争和愿望。但仅有政治性并不能使艺术变得伟大。艺术家当然有可能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传达政治信息，但这种信息应该从艺术中有机地产生，而不应当是某种被迫的东西。一般来说，宣传作品即使被视为“艺术”，也很少被算作是伟大的艺术。这是因为宣传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而这种信息对被使用的艺术形式来说完全是外来物。艺术元素是次要的，它只是传达政治观点的一个引子。尽管埃尔·利西茨基的《以红楔攻打白军》无疑是一件宣传作品，但其艺术意图和政治意图却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作品中的宣传并非肤浅的蛊惑人心，而是俄国革命及其所寻求实现的一切的精髓。《以红楔攻打白军》——以任何艺术家所能企及的极致——清晰地表达了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它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可以被任何阶级社会所理解，因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革命阶级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而战。因此，这件艺术品与世界各地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想要推翻压迫者并开始社会变革的愿望一拍即合。它激发了数百万人对其生活条件的愤怒，以及对统治者的仇恨。它表明，只要组织起来，我们就能共同反击——并取得胜利。它鼓舞人心，当之无愧。反过来，这一图像让统治阶级胆寒肝颤，他们惧怕能够让他们王冠落地的群众运动。因此，无论人们身处何地，《以红楔攻打白军》都能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了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行动的激励埃尔·利西茨基并不认为《以红楔攻打白军》的宣传内容是对任何外部强加的妥协。如果还有人怀疑埃尔·利西茨基的信念何在，只需看看他在传记中发表的个人自白即可：“我所做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邀请，并不是让人们对它含情脉脉，而是将它作为行动的激励，促使我们的情感来跟上那形成无阶级社会的总体进程。”[8]虽然一些只看到自己和自身狭隘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庸人可能会对为政治目的而进行艺术创作的想法表示抗拒，但对埃尔·利西茨基来说，这显然并不矛盾，因为他在孜孜不倦地将自己的艺术献给了革命和新社会的建设。时至今日，全世界仍有数百万人受到《以红楔攻打白军》的鼓舞。它清楚地提醒着人们，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确实能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打败反动势力。在这个充满着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混乱的世界上，它是这样的一个象征：新世界是可能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引文[1] 索菲·利西茨基-库佩斯（编辑），《埃尔·利西茨基：生平、书信、文本》，泰晤士和哈得孙出版社，1992年，第329页[2]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71页[3] 同上，第104页[4] 卡济米尔·马列维奇，《至上主义》，《非客观世界》，Paul Theobald and co.，1959年，第67页[5] 埃尔·利西茨基，《俄国：世界革命的建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30年，第29页[6] 埃尔·利西茨基，"我们的书"，《二十世纪艺术理论》，普林帝斯霍尔，1990年，第295页[7] 米哈伊尔·日尔曼，《十月革命的艺术》，亚伯兰斯出版社，1979年，第76页[8] 索菲·利西茨基-库佩斯（编辑），《埃尔·利西茨基：生平、书信、文本》，泰晤士和哈得孙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