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佛朗哥將軍發動軍事政變，西班牙內戰拉開了序幕。工人階級的奮起反抗完全能夠擊敗法西斯分子，可是他們的英勇鬥爭卻被史達林主義者出賣了。（按：原文發表於2023年7月21日/譯者：梅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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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 年）期間，工人階級展現了他們所有的決心、自我犧牲精神和組織能力，正如托洛茨基所言，他們不只進行了一次革命，而是進行了十次革命。然而，他們最終還是受挫了——因為他們被所有左翼勢力的領導人背叛了。
在這些領導人中，史達林主義者扮演了最反革命的角色。
約瑟夫·史達林從蘇聯工人階級手中篡奪了權力，並粉碎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他代表著蘇聯官僚集團的利益——一個由享有特權的國家行政人員組成的寄生階層。這個官僚集團是在俄國革命後貧窮、落後、封閉和帝國主義干涉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
史達林主義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在國外，包括在西班牙內戰期間，都發揮了反動作用。這是由於史達林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
史達林主義官僚機構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它將自己的特權與對蘇維埃國家的控制聯系在一起。它擔心革命的國際主義會危及蘇維埃國家的穩定，並惡化與鄰國的關系。
最重要的是，其他地方革命的勝利會鼓舞蘇聯工人階級，而這反過來又會威脅史達林主義者在國內外的地位。因此，史達林主義者沒有選擇在國際上擴大革命，而是尋求與英國和法國等資本主義強國和解。
1919 年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成立的共產國際，在史達林集團掌權後卻完全淪為了他們手中的外交工具。
官僚集團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中找到了意識形態上的法理性。這一背信棄義的胡說代表了對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的叛賣，導致工人在英國（1926 年）、中國（1927 年）和德國（1933 年）等國家遭到慘痛失敗。
但毫無疑問，史達林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最可怕的背叛發生在 1936-39 年的西班牙內戰期間。在這場戰爭中，史達林主義不僅是工人階級的絆腳石，而且是一股有意識的、明確的反革命力量。宗派主義
1931 年 4 月 14 日，國王阿方索十三世逃離西班牙，共和黨在地方選舉中大獲全勝，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宣告成立。西班牙革命由此開始——這是自 1917 年俄國革命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革命進程。
此時，官方的西班牙共產黨（PCE）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只有大約800名黨員。西班牙工人運動的主導力量是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CNT）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
作為一個統一的組織，西班牙共產黨成立於 1921 年 11 月，但從未獲得過多大的影響力。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該組織都在清洗和內訌中苟延殘喘，與共產國際的其他組織一樣，西班牙共產黨受到莫斯科以及史達林主義者的嚴密控制。
在西班牙共產黨的隊伍中不乏天才人物，如安德烈烏·寧（Andreu Nin）、莫林（Maurin）和胡安·安德拉德（Juan Andrade）。但頻繁的黨內清洗和來自莫斯科的政治壓迫將他們驅逐了。
1931 年，黨內充斥著一些孱弱無能的人物——如米耶（Mije）、伊巴魯裡（Ibarruri）和迪亞斯（Diaz）——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總是隨時准備復讀克裡姆林宮的最新胡說。
此時，共產國際正在經歷所謂的「第三時期」：一個極左階段，這個階段基於必須與被稱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社會民主黨人進行不可調和的戰爭。在德國，這種宗派主義助長了希特勒的上台。
根據莫斯科的指令，西共的口號是「打倒資產階級共和國，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這一立場是雙重錯誤的。首先，共和國最初得到了工人階級的廣泛支持。其次，西班牙沒有自然產生蘇維埃，此時也不可能有蘇維埃。
西共具有深刻的宗派主義色彩，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譴責工人社會黨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譴責全國勞工聯盟為「無政府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者建立了自己的假工會。極左的西共最初被排除在 1933-34 年工人團結的潮流之外。
右翼政黨在 1933 年 11 月的大選中獲勝。盡管當時人們對改良主義左翼和整個共和國深感失望，然而右翼的勝利還是激發了工人運動的鬥志。納粹在德國掌權後，工人運動敏銳地意識到了法西斯的危險。曲折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大部分成員急劇向左轉，左翼組織開始鼓動建立統一戰線，並最終形成了工人聯盟（Alianzas Obreras）。
起初，西共對工人聯盟置之不理。然而，莫斯科突然要求改變方針。希特勒的勝利讓人們對「第三時期」極左派的罪惡的宗派主義產生了懷疑。
史達林不僅僅擔心德國共產黨的覆滅，他最擔心的是希特勒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直接威脅到蘇維埃國家。因此，史達林修改了他的國際戰略。
在經歷了1927-33年與英國和法國的緊張關系階段後，莫斯科尋求與西方「民主國家」和解，以抵御德國。
共產國際奉命與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勢力合作，並以「反法西斯陣線」的名義放棄革命活動。
1934年9月，西班牙共產黨被迫修改其宗派主義，該黨領導層中的唯唯諾諾者很自然地接受了這一轉變。
因此，西共參加了1934年10月的革命大罷工，這次罷工是在極右派加入執政聯盟後發生的。然而，由於史達林主義者人數很少，他們的加入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更重要的是，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拒絕參與工人聯盟，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區起義的失敗。
1934年10月的事件導致了西班牙左翼內部的重要調整，強調了團結的重要性。
西共開始宣傳反法西斯陣線，擁護溫和路線，它加入了親社會黨的工會，它介入了在 1933-34 年間極度左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
史達林主義者開始主導整個社會黨青年團組織，為日後的叛賣行徑打下了基礎。
這也要歸功於西班牙托派令人遺憾的宗派主義，社會黨青年團領導層曾邀請他們加入並「幫助使運動布爾什維克化」。然而，他們卻選擇與其他小團體合並，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Workers』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POUM）——托洛茨基嚴厲批評了這一決定。
在加泰羅尼亞，史達林主義者與多個左翼團體聯合成立了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Unifi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
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大力鼓吹西班牙人民陣線：這是一個由左翼政黨和自由黨組成的廣泛聯盟，提出了溫和的改良主義綱領，並在 1936 年 2 月的選舉中獲勝。
革命和內戰
人民陣線政府推崇資產階級法律和秩序。然而，人民陣線政府勝選後，社會動蕩空前激烈。這讓統治階級相信，資產階級民主無法阻擋工人，獨裁是必要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佛朗哥將軍於1936年7月發動了政變，他的政變遭到了群眾的猛烈抵抗。政變在西班牙重要地區內的失敗引發了社會革命：工人組建了武裝民兵；接管了工廠和莊園；成立了街壘委員會等。
工人階級組織接管了社會和經濟生活，並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導向進行管理。他們領導了對佛朗哥的第一次軍事反擊，革命工人團結了貧苦農民和小資產階級。
共和國懸浮在半空中，雖然其受到佛朗哥的威脅，但從根本上說，它是與工人階級的力量相對立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威脅著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由於工人的起義，它被打亂了組織，失去了鎮壓機器。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其任務是瓦解共和國的殘部，將地方工人階級機關集中到一個新的權力機構中，對佛朗哥發動革命戰爭。
組建一支統一的無產階級軍隊成為革命的迫切使命。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按照階級意識和鐵的革命紀律的原則來組織軍隊，而不是按照資產階級軍隊的等級制度來組織軍隊。如果以社會變革計劃為基礎，它就能鼓舞群眾，並能利用佛朗哥法西斯軍隊中存在的階級矛盾。
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俄國內戰爆發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從無到有創建了紅軍。
然而，在西班牙，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勝任這項任務。無政府主義者拒絕奪取政權，選擇與資產階級共和國當局合作，並於11月加入了政府。工人社會黨左派也選擇了合作，於9月接管了政府。就連持不同政見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共產主義者也加入了加泰羅尼亞內閣。
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緩慢重建由此開始，內戰需要中央集權，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拒絕在革命的基礎上建立這樣一個權力機構，這就留下了一個必須填補的真空。在史達林主義者的支持下，舊資產階級國家填補了這一真空。
然而，這一進程遇到了在七月戰鬥中形成的分散的工人力量，這只能通過內戰中的內戰來實現。
歷史學家休·托馬斯（Hugh Thomas）正確地將西班牙內戰稱為「兩個反革命的戰爭」：佛朗哥主義和民主共和主義。
史達林主義者——由於其冷酷無情、一意孤行和蘇聯的支持——成為共和派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莫斯科的角色
莫斯科認為伊比利亞半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舞台，而是蘇聯國家外交棋盤的一部分。
史達林在 1936 年的首要任務是爭取英法帝國主義結盟反德。為此，蘇聯必須以一個不損害英法資本主義利益且值得尊敬的盟友自居。
再西班牙發生的事件打亂了他的計劃。因此，史達林試圖扼殺西班牙革命，將其作為犧牲品，以此向倫敦和巴黎釋放蘇聯「值得信賴」的明確信號。
1937 年 3 月 20 日，史達林指出「西班牙人民現在完全沒有條件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國內形勢，特別是國際形勢並不支持無產階級革命。」
然而，蘇聯拉攏英國和法國結盟並說服它們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努力完全失敗了。
時任西共領導費爾南多·克勞丁（Fernando Claudin）後來批評了該黨的戰時戰略：
「與共產國際不同，『西方政府』是從階級角度看待問題的，他們意識到西班牙資本主義最可靠的代表不是（工人社會黨的首相）內格林（Negrin），而是佛朗哥。」
巴黎和倫敦在1938 年 10 月在慕尼黑與希特勒達成協議。此後，史達林於 1939 年 8 月與希特勒結盟。
在西班牙革命的廢墟上與帝國主義達成的外交聯合，無法避免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世界大戰的野蠻。
毋庸置疑，西班牙革命的勝利將會給世界法西斯主義以毀滅性的打擊。
解除革命武裝
史達林利用蘇聯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援助作為政治籌碼，以推動共和國政府向右轉。只有蘇聯和墨西哥向共和國出售武器，西班牙反法西斯分子的孤立狀態為這一任務提供了便利。
莫斯科控制的國際旅動員了數以萬計的志願者，他們在西班牙英勇作戰。但這些志願者也被史達林主義者用作加強蘇聯國家影響力的工具。
與此同時，國際旅本身揭示了西班牙戰士的唯一朋友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應援，而不是英法帝國主義者。
西共及其在莫斯科的傀儡在西班牙采取了公開的孟什維克政策，何塞·迪亞斯（Jose Diaz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解釋說：「目前絕對不存在無產階級專政或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有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鬥爭。」
史達林主義者聲稱，西班牙革命是一場反對封建主義和德意干涉的鬥爭；是一場爭取民主和民族獨立的資產階級革命。然而事實上，大多數西班牙資產階級都在七月逃到了佛朗哥的腳邊，或者被槍決了！
對於史達林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演變的漫長階段之後才有可能實現。
這是對俄國孟什維克綱領一字不差的重復，西班牙「共產黨」只是名義上的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對任何帶有布爾什維主義色彩的東西——無論對錯，它都將其稱為托洛茨基主義——並且怒目而視。
在戰爭初期的公開宣傳中，史達林主義者使用了一個迷惑性的論點：先打贏戰爭，再進行革命。這種機械死板的公式完全無視了當下形式。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卡米洛·貝爾內裡（Camilo Berneri）正確指出的：「唯一的困境如下——要麼通過革命戰爭戰勝佛朗哥，要麼徹底失敗。」鎮壓
史達林主義者在重組後的共和國軍隊和警察中根深蒂固。利用其日益增長的機構權力，西班牙共產黨鎮壓了民兵；解散了集體農場和集體工廠，將其財產交還給前所有者；並以共和國官僚機構取代了工人委員會。
史達林主義者對資產階級法理的維護為他們贏得了大批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這些小資產階級在1936年7月的政變中受到了不小的驚嚇。在馬德裡，西共的 6 萬多名成員中，只有 1 萬人屬於工會，由此可見其社會構成。
起初，這場反革命只是以孤立的小規模衝突的形式出現。然而1937 年 5 月，這場偽裝的內戰公開攤牌了。
1937年5月3日，一支由史達林派控制的共和國警察分遣隊試圖將全國勞工聯盟趕出巴塞隆納的電話局。1936 年，工人們接管了電話局，這是革命的一次重要勝利——不僅是像征意義上的勝利，也是實際意義上的勝利，因為他們可以監聽政府的通訊。這次衝突產生了重大影響。
巴塞隆納工人階級通過自發起義對這次襲擊做出了反應。第二天，超過十分之九的城市落入起義軍手中。然而，盡管起義的力量勢不可擋，工人們卻缺乏領導。全國勞工聯盟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人呼吁起義者放棄街壘，叛亂逐漸平息。
史達林主義者的反革命浪潮
五月事件之後，反革命暴力浪潮席卷而來。在西共和蘇聯外交的壓力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史達林特務綁架、施暴並槍決了其領導人安德烈烏·寧。還有許多人被殺害，包括前面提到的貝爾內裡。
史達林主義者制造了恐怖氣氛，共和國軍隊和警察以及史達林主義武裝團體粉碎了工人的一切剩餘力量。
在西班牙革命的大本營之一的亞拉岡，事實上作為工人政府運作的地區國防委員會被史達林軍隊解散。委員會領導人、無政府主義者華金·阿斯卡索（Joaquin Ascaso）因虛假指控而入獄，內戰現在變成了一場捍衛資產階級共和國合法性的常規戰爭。
史達林主義者首次作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粉墨登場，1937年6月擁有100萬成員。這要歸功於西共對蘇聯援助的認同、招募受驚嚇的小資產階級以及鎮壓等因素。
然而，史達林主義占上風的主要因素是他們的對手迷失了方向。全國勞工聯盟、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工人社會黨左翼分子未能就領導權問題提出可靠的解決方案。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主要組織維護以新工人政權為基礎的革命戰爭的嚴肅計劃，內戰的整個戰略都偏向於維護資產階級共和秩序。
史達林主義者是這一戰略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他們用左派的光輝和蘇維埃國家的威望來掩蓋這一戰略的階級合作性質，他們為自己樹立起戰爭中組織最嚴密、最堅定的戰士形像。因此，他們誘騙了許多真誠的工人。
失敗
1937 年 5 月之後，1936 年 7 月曾擊退佛朗哥的革命力量逐漸消散。人們開始變得冷漠疲倦，在這種情況下，法西斯開始收復失地。
1939 年 3 月，以卡薩多將軍（Casado）為核心的共和派職業軍官發動政變。他們鎮壓了史達林主義者，並向佛朗哥主義者開放了剩餘的共和國領土。
政變之前的幾個月，西共日益孤立無援。史達林主義者在完成了破壞革命的肮髒勾當後，被共和派的失敗主義同僚們邊緣化了。
費爾南多·克勞丁總結了史達林主義者在 1936-39 年的悲慘歷史：
「在第一階段，共和派、社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成功地擊退了革命，將其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並在此基礎上恢復了共和制國家[……]。在第二階段，改良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陣線有條不紊地努力將共產黨人趕出國家機器[……]，並為最後的投降做准備。「
佛朗哥的勝利是一場戰爭的悲劇性結局，這場戰爭的開端是一場激發群眾鬥志的無產階級革命，但由於史達林主義者-改良主義者的反革命，這場戰爭最終變成了一場保衛聲名狼藉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常規戰爭。
正如西共士兵、農民蒂莫特奧·魯伊斯（Timoteo Ruiz）後來所反映的那樣：
「我們有時會想：這一切出生入死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回到我們以前所熟悉的生活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不值得為之戰鬥了。這種不光彩的革命方式使人們士氣低落，他們對此完全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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