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87年的西班牙学生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上） 图片来源：合理使用 Share Tweet1986/87年西班牙学生罢课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历时三个月，涉及三百万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数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最终以之于社会党政府的胜利而告终。这份文件当时由艾伦·伍兹撰写，对这场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并列出了主要的政治要点。艾伦在西班牙参加了大部分的斗争，每天都与领导这场运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领袖进行讨论。(本文原文发布于7月12日）[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这场运动发生在反对佛朗哥独裁的革命事件发生近十年之后。西班牙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将这场运动引向了（由被佛朗哥复辟的备受憎恶的君主制和逃脱制裁的独裁罪行所瞩目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安全通道，运动的失败在那一代工人阶级和青年活动家中开启了一个低谷和士气低落的时期。所有的官方评论员、记者、博学的社会学家等都认定，那之后的一代年轻人对政治冷漠无情，他们说那是我不在乎（pasotismo）”的一代。当时，社会党（PSOE）在1982年赢得了压倒性多数，但随后却开始推行反工人阶级的政策，这无疑让人们对官方政治深感不信任。它承诺永远不加入北约，却在1986年的全民公决中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主张投“赞成”票。在承诺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之后，它又开始实施削减。在承诺为工人阶级提供服务的基础上上台后，它又在所谓的工业重组（reconversión industrial）中对血洗了工作岗位，关闭了国有企业，彻底摧毁了无数社区。除此之外，它还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场肮脏的战争，建立了GAL准军事行刑队。难怪年轻人会感到厌恶，认为“所有政客拢无差”。西班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大的斗争之一便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但是，这场运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最终胜利都不是理所应当的。马克思主义趋势所提供的领导力，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该组织有一些青年，曾在1985年底围绕加入北约的全民公决组织过学生鼓动活动。//图片来源：Nuevo Claridad当时，“新明朗（Nuevo Claridad）”（该组织以20世纪30年代社会党左翼的报纸命名）的成员刚刚达到1000人，但其中许多人都是来自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斗争的老前辈，他们已经不再活跃，只是同情者而非积极的激进分子。该组织有一些青年，曾在1985年底围绕加入北约的全民公决组织过学生鼓动活动，尤其是在阿拉瓦和纳瓦拉。在此基础上，学生联合会（Sindicato de Estudiantes）的想法应运而生，但该联合会还没有群众基础。它仅在马德里、加泰罗尼亚、马拉加、塞维利亚和巴斯克地区拥有几个支持点。然而，这个小小的组织却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学生联合会在正确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广泛存在的愤怒和压抑情绪、并在见证了1986年11月20日在马德里的最初的示威游行号召的结果后，决定号召在12月4日举行全国性罢课。这是一场豪赌，没有人知道号召是否会得到响应，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以妥善组织它。但是，罢工像野火一样熊熊燃烧，点燃了后续的整个运动。条件已经成熟，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物。在几乎没有组织的传统学生运动方面，即使是一个小组织，在适当的情况下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该文件解释了领导这样一场群众运动所涉及的各方面工作。从如何抵御法西斯分子和警察袭击，到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如何在宗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面前赋予运动民主和统一的领导权，以及如何赢得工人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艾伦·伍兹总结出了可供广泛借鉴的普遍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趋势的作用，学生运动也有可能发生，但其形式很可能是愤怒情绪的自发爆发，全国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爆发，演变成骚乱和与警察的无组织冲突（作为警察挑衅的后果）。这样的运动肯定不会持续如此之久，也不会具有同样的统一性，更不会以胜利告终。一个有着清晰思想、理解过去运动的教训和国家与警察的作用、坚定的朝向工人运动、并拥有战术和战略上的分寸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这场运动对整个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并非偶然。学联领导层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意制定了一项政策，通过向工人运动领袖发出呼吁以及努力从下层建立联系，将学生导向工人运动。我们当时正在与社会党政府作斗争，而这个政府是四年前由数百万工人的选票选举产生的。我们的态度是“这个政府是工人选出来的，但它却在为老板们执政；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后代，要求将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显然与广大工人群众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学生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支持的程度。在塔拉戈纳，有一个由学联领导的学生罢课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天开会，由来自约40所不同学校的代表组成。当有人提出参加工人运动的问题时，一名来自该市最大中学之一的学生代表说，他的父亲是当地港口的一名车间工人。通过这件事，我们收到了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言的邀请，在大会上，工人们分工合作。于是，我们一群15至17岁的在校学生在黎明时分来到港口，向数百名码头工人发表讲话。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工人们倾听了我们的发言，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举行了一次募捐活动，募集到了10万比塞塔（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可能是4000欧元）。此外，车间管委会随后表示，他们将妥善利用这笔款项，并将在全国码头工人组织（Coordinadora）的全国会议上提出团结行动的必要性。最后该组织同意西班牙所有港口停工一小时，以声援学生。事实上，最后推动教育部制订大幅度退让政策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对于运动扩散至工人阶级的恐惧。这项学生运动的胜利对西班牙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有一场运动打败了PSOE政府。这鼓励着不同部门的工人参与斗争。在学生运动之后，在坎塔布里亚的工人阶级城镇莱诺萨（Reinosa）立刻发生了一场起义，工人们为捍卫当地钢铁厂的工作岗位而战，但却遭到了民防队（一支军事警察部队）的残酷镇压，民防队动用了实弹、装甲车和直升机。一年后，当政府引入一项所谓的“青年就业计划”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场由学生主导的大型示威运动，最终导致了主要工会于1988年12月14日举行了24小时总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毫无疑问，1986/1987年学生运动的榜样激励了那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迫使政府退让。我们希望这篇文件能有助于武装新一代革命学生活动家，并提供一些历史的经验，了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领导1986/1987年学生运动的。简介这篇文章是从1986年12月开始，历时三个月完成，并以西班牙学生联合会与费利佩·冈萨雷斯政府达成历史性协议为结尾。本文详细记录了数百万西班牙青年开展的史无前例的运动，这场运动成功击败了西班牙国家的联合力量，赢得了重大让步，并打开了随后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浪潮的闸门。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场有意识地由马克思主义者为首、由学生联合会组织并领导的青年群众运动，是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的导火索。这也是每个认真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不论是西班牙本地亦或是国际的——广泛认可的一点。美国《时代》杂志1987年4月27日版在分析复活节前和复活节期间瘫痪西班牙社会的罢工时，发表了以下看法：“去年1月，数十万高中生和大学生...发起了一系列反对教育改革提案的示威游行。学生们要求政府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多资金、降低学费和取消选择性录取。至少有十几次游行演变成了与警察的激战。当政府最终同意了学生们的大部分要求时，这些让步引发了连锁反应：医生、护士、教授、农民、店主、药剂师甚至摩托车信使都发起了停工。一位政府官员说：‘学生的抗议是其他一切的导火索。学生们通过上街游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每个人都在为最小的琐事罢工。”抛开对于大规模青年示威的错误评估——尽管敌对的资产阶级评论家精心炮制了一个流言，但示威游行从未“演变成暴力”——指出运动之重要性的一般性论点也是十分清晰的了。只要有心，类似这样的引文四处都是。青年群众运动在为数百万工人积累的不满情绪提供一个焦点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身，就足以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认真分析。但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场运动的领导层所奉行的纲领、政策、战术和战略，这场运动绝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甚至会很快走向失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第二点因素更为重要。它揭示了主观因素在阶级斗争中的关键作用，或者更明确地说，领导的关键作用。即使是像英国的《新政治家》这样公然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不得不对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成功的群众青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表示勉为其难的敬意。在其4月24日刊中，我们读到了以下内容：“今年年初成为头条新闻的中学生是由一个围绕着一份名为《新明朗》的周刊的‘激进’倾向组织起来的，这个倾向。青少年政治活动的爆发令政府措手不及，也令劳动者总联盟（UGT）欣喜若狂，它为《新明朗》和学联提供了印刷设施、会议室和资金”。这国际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那姗姗来迟的认可——也正是这家报刊在事发时在竭尽全力的噤声对于三百万西班牙青年的运动的报道——仅仅是这一运动之于西班牙社会中所有阶级内心的巨大震颤的微弱余波罢了。而最受震撼的则是无产阶级，其亲眼见证了基于团结统一的战斗性群众行动是如何可能对抗乃至打败政府的。在学校罢工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西班牙社会被一波又一波几乎涉及工人阶级各个阶层的罢工所震撼。西班牙工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发现过去伟大的革命传统。然而，主要工人组织的领导人却成了工人运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SUC）的一位领导人在《国家报》（El Pais）上写道：“在D日[即大罢工之后——编者注]的第二天，所有车间里的问题都会是：‘现在怎么办？’既然我们没有答案，最好还是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有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明朗》（Nuevo Claridad）的支持者，一直主张举行24小时大罢工，并将其与改造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斗争以、及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斗争联系起来，作为冈萨雷斯政府右翼政策的唯一替代方案。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广大工人阶级来说，在斗争中真正向前迈出一步，胜过有一百个正确的纲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领导300万青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思想的优越性。在最近的罢工浪潮中，许多工人积极分子评论说，“我们必须做得和学生一样”。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政策、方法和策略作为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唯一途径。这是各国工人在未来时期根据自身经验必然得出的结论。1987年6月1日西班牙学生的斗争：第一部分最近西班牙和法国的运动再一次显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动荡，形势极不稳定。它们是一个重要的征兆，预示着未来不仅只有青年，而是会有整个工人阶级参与的更大规模的运动。所有的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将未来的这种大规模运动的可能性纳入考虑。他们倾向于相信存在普遍的“右转”、“反动派“、年轻人应该是”政治冷感“的，等等。然而，在群众内心深处默默积聚的不满、愤怒和挫折感突然爆发出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使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将成为必然。同样可以预见——也可以预言——的是，最先行动起来的会是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对社会的普遍情绪最为敏感。显而易见的是学生运动总体上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但是纵观历史，它可以作为最敏感的晴雨表，以衡量在群众中积累的情绪。法国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分析。这是西班牙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运动。//图片来源：合理使用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西班牙的运动意义更为重大。国际资产阶级报刊蓄意保持沉默绝非偶然。由于运动的规模和范围，西班牙的局势本身就是头版新闻。这是西班牙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运动，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然而，英国《卫报》却用更多的篇幅报道了西班牙的圣诞彩票活动！这是外国媒体的普遍现象。西班牙事件的意义在于，这场罢工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倾向组织、策划和领导的，其代表是《新明朗报》和十年前被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党（JJ.SS）开除的同志们成立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Jovenes Por el Socialismo）。把西班牙运动说成是法国事件的“衍生品”也不完全正确。毫无疑问，法国的事件对西班牙青年的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学生联合会早就发出了12月4日的罢课号召，该组织是由《新明朗报》和社会主义青年的支持者在一年前成立的。从9月起的三个月里，这些同志在西班牙各地的学校，尤其是在马德里，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和宣传。这些初步鼓动本意是试探青年们的情绪，结果连最乐观的同志们也对结果大吃一惊。早在法国事态爆炸之前，西班牙的年轻同志们就报告说，学校里存在着一种爆炸性的情绪。在此基础上，他们决定号召在12月4日举行学校大罢课。冈萨雷斯政府的紧缩计划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急速下降、工厂倒闭和实际工资的削减。年轻人一如既往地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西班牙的教育条件是欧洲最差的。教育不是免费的。许多学校收取学费。所有教科书和教材（从小学开始）都必须付费，这对工薪阶层的家庭预算造成了巨大压力。大学入学也需要付费。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拿到助学金，而且助学金少得离谱。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官方数据为22%），许多工薪阶层的父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尽可能保证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幻想让子女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起点。然而，与其他地方相比，西班牙的大学却更多地被富人的子女所占据。因此，“工人子弟上大学”的口号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响更大。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大学将几千名通过了所有必要考试的中学生拒之门外这件事。因此，一个未被录取的学生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学校学生联盟对此进行了干预，并号召于11月在马德里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有5000人参加，其反响使同志们相信，12月4日的罢课会得到很大的反响，尽管没有人预料到它的规模会有多大。现阶段的主要要求如下：（1）让所有未被录取的学生进入大学，进入他们所选择的院系。（2）抑制限制进入大学的法律，取消选拔和配额。（3）立即降低入学费用。（4）保持所有入学考试在九月份举行。（5）逐步改革《教育法》：学校理事会由教师、家长和学生平等组成。（6）立即撤销教育部关于学校和课外活动的通知。立即废除该通知第9.2段的压制性规定，代之以由教师、家长和学生平等制定的行为准则，以规范教育中心的民主生活。（7）大幅增加公共教育经费。这些要求总体上反映了当时学生的主要不满。它们并不代表一个完全成熟的政治纲领，而是反映了运动觉醒的最初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些要求也是对政府紧缩计划的根本性攻击。为了实施这些计划，必须扭转削减教育经费的局面，并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其中有几点需要解释一下。教育部长随后坚决否认他打算取消九月入学考试。然而，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是存在的，只是由于12月4日和17日的罢课才得以避免。政府的这一退让是这场运动取得的首批成果之一。第（6）点涉及学校纪律管理条例。该法规制定于1954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的鼎盛时期，是极其反动和严厉的规定。经过过去十年的斗争，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纸空文。然而，现在“社会主义”政府却建议重新实施这一规定，从而对学校的内部制度进行反革命。由于十二月的罢工，政府也不得不在这一要求上退缩。组织和筹备罢课的工作由学生联合会负责。然而，理论上其他力量也参与其中。罢课是以三个组织的名义号召的：学联、未录取学生委员会、和最初是为了协调中学和大学而设立的“协调委员会”。由于没有人怀疑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一开始就主导了这三个组织。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有必要澄清这一点。选举产生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同样由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控制，但大多数成员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在校学生，并有一名宗派（兰伯特派）成员和一名共产党（PCE）成员。在罢工前的一段时间里，学联多次走访了马德里的所有学校。学联有计划地散发传单和印刷海报，呼吁在4日举行罢工和示威。鉴于西班牙法律的半波拿巴主义性质，合法示威必须提前十天获得警方许可。将示威游行合法化是极其重要的，以鼓励最广泛的青年群体参加，并降低警察袭击的风险。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举措大多是由主要青年同志自己采取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同时进行的工会选举和巴斯克地区选举上，并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和复杂的战术问题。因此，组织罢课的大部分工作就交到了青年的手中，不得不说，他们的表现堪称楷模。从马德里青年的反应来看，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各省也受到了压力。各省同志的反应参差不齐。一些地区，如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塔拉戈纳）反应良好，南部地区（塞维利亚、加的斯、马拉加）也开展了工作。然而，其他地区却落在后面。有些人说，年轻人没有斗志。巴斯克地区去年带头在阿拉瓦和纳瓦拉举行了由学联号召的数千人的罢课活动，但该地区却忙于地区选举。作为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强势地区的阿拉瓦，直到最后一刻才发出罢课号召。与此同时，在马德里，争取大学支持的努力受到了PCE和宗派的恶意怀疑和公然破坏的阻碍。他们的态度部分是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敌意决定的，但也是他们完全缺乏远见和盲目经验主义的结果。他们认为什么也不会发生。“没有斗志”、“时机不对”。在见分晓时，他们全都猝不及防。同志们对4日的良好反响充满信心。他们希望会有几万人参加马德里的示威游行。但是，他们完全被汹涌而至的人潮惊呆了，人数肯定超过了10万。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应对如此众多以至于几近使组织者不知所措的群众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负责管理的人数完全不足以控制局面。此外，他们几乎没有武装。然而，如果不是这一小撮同志，灾难就会发生。一伙新纳粹青年突然出现，用刀、棍棒、和自行车链条攻击示威者。当示威者向警察指出这一点时，警察只是袖手旁观，看着年轻女孩被打倒在人行道上。他们回答说：“那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当青年们奋起反击，驱赶法西斯分子时，警察立即挥舞警棍冲了上去，攻击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学生。这给青年们上了重要的一课，让他们明白了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为了上好这一课，必须付出代价。一些示威者最终住进了医院。如果不是管理同志们的积极干预，情况可能会更糟。在巴塞罗那，当8000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时，警察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动了猛烈攻击，打伤了一些学生，逮捕了6人。从西班牙各地传来的消息表明，这次罢课得到了极大的响应。这里转载的数字是临时的，并且也无疑是保守的。学联的资源有限，无法收集到所有信息，即使是在那些学联召集学生罢课的地方也是如此。然而，很明显，罢课号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些地区，在学联一无所知的城镇和乡村也出现了罢课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仅靠给学校写信或打电话，就能号召学校停课，整个乡镇的人都站了出来。因此，这些数字必须翻一番或两番才能准确反映出参与人数。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至少有20000人出来（已确认有21所学校），15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然而，在巴塞罗那周边“红色地带”的工业城镇和村庄，如Hospitalet、Bajo Llobregat等地，也有很大的反响。在萨拉戈萨，响应率达到了100%，29所学校停课并有50000人罢课，还举行了一场15000人的示威。相对而言，这个结果是最重要的。工人委员会立即宣布支持。起初并不打算参加罢课的大学也很快就被纠察队停摆了。运动扩展到了所有外围村庄。三四个家长协会也给予了支持。一个代表团参加了TUZSA公司25名被解雇工人的示威活动。当这些工人试图向示威者讲话时，他们遭到了警察的袭击，但被示威者从逮捕中解救出来。下午四点，学生联合会召集了来自所有罢课的学校和学院的60名代表开会。学联代表宣读了一份公报，并获得一致通过。学联的招募工作正式开始。在塞维利亚，至少有11所学校，15000人参加了罢课。2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但参加者主要集中在外围村庄，关于这些村庄的信息在五日的时候很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村庄的响应率达到了100%。在马拉加，10所学校有15000人罢课，5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西班牙西北角落后的加利西亚，费罗尔的响应率达到了100%。这是少数几个罢工领导权不在学联手中（尽管学联参与了罢工）而在早先成立的协调委员会手中的地方之一。有7所学校、12000名学生参加了罢课，其中3000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维戈，9所学校、10000名学生参加了游行。但由于一部分学生对学联心存疑虑，拒绝举行联合示威，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于是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人数分别为1000人和500人。这些分歧后来很容易就得到了解决。在巴斯克地区，由于上述原因，罢课号召受到阻碍。在阿拉瓦，罢课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出通知的。然而，在维多利亚，大多数人（4000人）都听从了号召，500名学生聚集在一起，由当地的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出现在纳瓦拉，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是学联的先驱，并在一年前领导了大罢课，但他们误读了学校的情绪。平心而论，民族问题在这里起到了极大的复杂作用。赫里·巴塔苏纳（“人民联盟“）的青年组织雅莱（“继续”）以一种典型的极左冒险主义方式，用一次又一次的大罢课号召让青年们疲于奔命。同志们担心再举行一次罢课也不会得到响应，因此只发表了一份支持全国罢课的公开声明，并对其目标表示声援，但只提议以后再号召采取行动。尽管如此，第二天纳瓦拉的罢课还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幸运的是，由于同志们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所做的出色工作，他们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纳瓦拉学联没有正式号召罢课，但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认同学联，并公开捍卫学联的要求。纳瓦拉的情况主要表明了两点：（a）在广大学生中存在着斗争的情绪；（b）学生联合会已经建立起了巨大的权威。12月4日之后运动的影响立竿见影。在马德里，警方批准了示威游行，但只允许游行到西班牙广场，而不是组织者最初要求的教育部。但面对10万名青年的激进示威，警方认为谨慎为上，于是允许示威者进入教育部大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谈判委员会（或部分谈判委员会）获准进入，讨论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谈判显然是错误的。显然，这场运动使教育部和政府完全对情况失去了控制。从各方面来看，当局的情绪近乎恐慌。要知道，这场运动现在已经在法国爆发。巴黎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这显然让政府和西班牙学生的浮想联翩。有可靠消息称，马德里的高层正在热议1968年西班牙可能出现的新局面，即学生的骚动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大规模爆发。教育部长马拉瓦尔曾作为学生参加过1968年巴黎的示威游行，历史真是讽刺！这不是空谈，也不是一厢情愿。这种可能性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尽管这种发展不一定会是当前形势的结果。但面对10万名青年的激进示威，警方认为谨慎为上。//图片来源：合理使用西班牙工人阶级不满的暗流可以用最近的工会选举结果来衡量：根据西班牙法律，所有工厂代表（相当于车间主任）必须每四年选举一次。社会主义（亲政府）的UGT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型企业（电话、铁路等）中接连遭到惨败。当然，“共产主义工人委员会”（CCOO）的领导层与UGT一样都是改良主义者。但国际媒体正确地将这次投票理解为向冈萨雷斯政府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即工人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毫无疑问，这次失败引发了UGT的危机。UGT的总书记尼古拉·雷东多此时独自发表了讲话，而西班牙媒体也将其记录了下来，大意是法国政府在学生的动员下被迫退让，这是西班牙工人运动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他还警告政府，工人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牺牲，他们再也不愿意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了。这些因素本身就说明了西班牙社会内部正在成熟的爆炸性矛盾。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催化剂。马克思主义者明白，从理论上讲，即使是学生运动也可以提供这样的催化剂。12月4日的爆炸性事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上至资产阶级和政府、新闻界、西班牙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下至最微不足道的宗派。只有马克思主义倾向提前理解了这一进程，因此能够在准备和指导运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托洛茨基把理论定义为“预见胜于惊奇”，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例证。从左至右的所有其他倾向都张大了嘴巴。他们瞠目结舌的程度让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反应。相比之下，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运动的规模感到惊讶，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迅速做出反应，巩固了最初的成功。现在，口号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趋势，除了对理论基础的牢固掌握之外，还必须具备足够的思想灵活性，以便能够在战术领域中随时转向和转向。最初的战术是在12月4日号召学校举行24小时总罢课，以此来试探形势，然后，鉴于圣诞节假期临近，准备在1月份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阶级斗争不可能按部就班，也不可能像指挥家指挥下的交响乐团那样被迫按事先安排好的顺序进行。阶级斗争是由活生生的力量组成的，这些力量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动力。罢课的巨大成功迫使领导层重新考虑他们的口号。在这种情绪和来自下层的压力下，试图将进一步的行动推迟到一月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做？5日星期五，学联召开了群众大会，以评估行动的结果。此外，与教育部的初步谈判表明，他们已经做出了让步（放弃教育部的通知，保留9月份的考试等），但在录取未被录取的学生和额外教育经费等核心问题上没有让步。领导层正确地决定继续与教育部谈判，并试图争取更多的让步，尽管他们认为基本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他们认为，最好是穷尽谈判的可能性，主要是为了表明学联是认真的，“愿意谈判”，让教育部和政府承担谈判破裂和随后重新“敌对”的责任。然而，他们也意识到这种策略的危险性。首先，教育部显然会采取拖延战术，将谈判拖延到假期期间。他们在可能给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利用这段时间准备“卑鄙伎俩”来破坏学联。最严重的是：青年们会如何解读谈判？学联不能被视为在行动上踩了刹车。如果被激进青年视为态度转向或过分注重法律上的小节，那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在周五，虽然大多数学校都听从了学联的建议，但其他地区的学校仍在坚持己见。在巴塞罗那，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立场。由于警察的暴行和六名学生的被捕，巴塞罗那学联呼吁继续罢课。这一呼吁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全国领导层警告说，除非六人全部获释，否则学联将要求从下周二开始采取无限期罢课行动。最终，被捕的同志们被迅速释放。此时必须解释一个复杂因素。罢课后的周末是包括周一在内的三天全国假期。星期二复课。这就是工会的最后通牒以这一天为基础的原因。除巴塞罗那外，许多地区，尤其是外围村庄也主动采取了行动，这些村庄没有参加罢课，只是因为罢课的号召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例如，在马德里郊区的莱加内斯（Leganes）工业郊区，一个拥有16万居民的工人阶级宿舍小镇，以及瓜达拉哈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学生们的感觉是“为什么我们要置身事外？”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有关青年都会打电话给学联，解释他们没有被运动囊括其中的原因，并请求给予指导。总的来说，学联在广大青年中享有极大的权威，他们承认学联是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然而，这一代人与在地下组织和1975-77年革命动荡期间与佛朗哥政权作斗争的青年有很大不同。这后者这代人是在独裁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化程度很高，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景抱有幻想，并指望社会党，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学生中的这一代人，在上一个时期几乎全部陷入彷徨、损失殆尽。由于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和视野，他们变得士气低落、幻想破灭——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无耻背叛感到厌恶。现在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新一代是由新的阶层组成的，他们没有政治经验，对老领导层的幻想也少得多。恰恰相反。由于不久前的惨痛经历，他们对所有政党、纲领和“领袖”都抱有深刻的、并非完全不健康的怀疑态度。这些特点既为革命倾向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最重要的是，新阶层要有新鲜感，摆脱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偏见，向最革命的思想敞开大门。然而，对“组织”的怀疑、对官僚操纵的恐惧以及极端“民主主义”的明显因素（这是此类运动不可避免的特点）都是必须牢记的因素。在这些问题上不够敏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很快就会断送自己的前途。学联领导层在第五次罢课及其后对零星的自发罢课所采取的立场，显示了对这些因素的本能把握。对未被召集就举行罢课的学校提出了如下建议：“学联今天没有号召罢课。我们的立场是在学校举行群众大会（集会），讨论立场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学校的学生在民主大会上投票赞成采取罢课行动，那么当你们采取罢课行动时，学联将支持你们”。这一答复非常符合当时大多数学生的情绪和想法。成立学联的想法在广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第四届会议结束后，学联仅有的的一部电话立即被长期占线，主要是学校打来的咨询电话，也有家长和教师打来的电话，他们都表示支持，询问如何提供帮助，提供资金等等。学联还遭到了媒体的围攻，媒体的作用将在后面讨论。尽管资源有限，但同志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总是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组成两三人的小型机动纠察队，从罢课学校和要求学联代表前往的学校开始，走访学校。在周五罢课的莱加内斯，学生们在市政厅外临时组织了一次1000人的示威游行。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直到两位同志出现并向他们演讲，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事实证明，这个稳固的工人阶级地区——以及马德里郊区的大部分“红带”宿舍城镇——是学联的绝对基石。相比之下，在马德里市中心，由于人口较为混杂，学校中也混入了小资产阶级，同志们得到了更多不同的回应，尽管支持行动的总是明显占多数。新罢工计划在取得主动权之后，显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主动权。同志们拥有出其不意之优势。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所有其他小组晕头转向。这给了他们一定的组织时间。然而，人力和物力资源远远不足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如果能增加一两条电话线，那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实际上，电话几乎无法接通。由于法西斯组织非常活跃和凶残，出于安全考虑，这里比其他欧洲国家更需要安全考量，因此不宜公开学联总部的地址——一个小公寓，更糟糕的是，总部就在法西斯分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从一开始，学联的活动家就收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不容轻视。几年前，马德里的一名女学生领袖被法西斯分子绑架并杀害。因此，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然而，无法拥有公共办公室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后来通过UGT和西班牙工人委员会（CCOO）借出房间才得到部分缓解。作为对这些事件的直接反应，马克思主义倾向领导层在6日和7日的周末与学联的主要青年同志一起召开了几乎是常态的会议。周六至周一是公共假日，这有其不利的一面：运动暂时中断，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基本上是天赐良机，因为他们有宝贵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术。下周二学校重新开学时的气氛如何还不完全清楚。但人们认为，运动很可能会以新的活力继续下去。会议详细讨论了谈判委员会的策略。很明显，教育部将试图拖延和拖长谈判，希望圣诞节假期能中断运动。必须采取坚定的方针，避免极左冒险主义的危险，同时又不能让人感觉到丝毫的优柔寡断或缺乏斗争意志。最严重的危险是，最激进的青年群体会将学联的立场理解为机会主义。这场运动有可能演变成一系列自发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导致与警察的冲突和法西斯团体的袭击，而缺乏必要的领导、组织和防卫能力的学生将在这些冲突和袭击中遭受重创。由于缺乏一个严肃的全国性组织，从抽象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月份号召所有教育部门再次举行大罢课。然而，这样的立场与青年的真实情绪是完全脱节的。这一想法是学联在12月5日之前所持的立场，但在24小时之内就被否定了。在开展任何形式的群众活动时，最重要的是主要口号要旗帜鲜明，绝对不含糊，这样才不会混淆领导层的真正目的和意图。因此，会议决定尽早在西班牙全境再次举行24小时大罢课和示威游行。鉴于西班牙的半邦联主义宪法，举行合法示威游行必须至少提前十天获得民政长官的许可。这意味着最早可能的日期是12月17日。因此，同志们决定尽量选择这个日期。这一决定也有风险。各省的同志们能否及时获得批准？（此时已经是周日下午了。）更重要的是，青年们认为再举行一次为期一天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就足够了吗？我们不是在给运动拖后腿吗？我们考虑了发起无限期罢课直至圣诞节的想法。学校里的气氛十分热烈。即使学联不举行无限期罢课，学校也有可能自发地举行罢工。然而，经过慎重考虑，这一想法被否决了。主要问题是学联本身没有时间组织起来。无限期罢课将不可避免地在地方范围内蔓延到街头。法西斯分子会选择最薄弱的地区发动攻击。任何示威游行都是非法的，因此警察会介入。届时将有许多人受伤、被捕，甚至可能被杀害。运动可能会被逐个击破。“17日全力以赴”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只是重复前一天的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并非百分之百。巴斯克地区（阿拉瓦除外）、巴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等重要地区并未参与。除了塞维利亚等极少数例外，大学生们一直保持冷漠。因此，我们的目标是确保百分之百的响应，并关闭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大学。事实上，其他阶层也已经被卷入这场斗争。夜校学生是离工人阶级最近的阶层，他们在12月4日晚上团结一致地站出来。甚至马德里陶艺学院的成人班（一个非常落后的阶层）也开始静坐，以支持他们自己的要求。这一策略的基本要素是：（1）通过提出明确的目标来保持主动权，团结斗争并推动斗争向前发展;（2）根据青年在斗争中的具体经验，扩大运动的范围，同时逐步扩大诉求，使其更具政治性，从而提高运动水平。就第二点而言，在最初纲领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要求，经过扩充，这些要求成为了学联谈判委员会的官方纲领。自卫的需要在12月4日的马德里游行中，学生们从警察的警棍和法西斯帮派的刀棍（充当前者的辅助工具）中，而不是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学到了关于国家性质的重要一课。再也不会让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青年走上街头，面对法西斯恶霸的刀棍。//图片来源：合理使用作为向马德里“社会主义”地方当局施压的手段，学联要求民政长官辞职。巴塞罗那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证明，这一要求是有效的，至少在马德里是如此。从第一次示威到第二次示威， 民政长官（一位社会工人党的女性成员）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她竭尽全力进行合作，甚至公开免除学联对示威后挑衅者造成的骚乱所承担的一切责任。鉴于学联很容易受到法律起诉，这一事实非常有用。当他们的事业和收入受到威胁时，这些女士和先生们总是非常敏感！至于法西斯分子，他们对马德里学生的野蛮袭击为学联提供了揭露这些豺狼本质并呼吁将其驱逐出校园所需的全部弹药。奇怪的是，此举在学校学生中遭到了一些反对和一定的困惑。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佛朗哥独裁统治，带着天真和困惑进入政治领域，“法西斯主义”只是另一种政治倾向，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应该得到宽容。某些法西斯组织（包括长枪党青年团！）试图利用学生运动攻击西班牙社会党政府，煽动罢课，攻击警察，甚至蛊惑人心地重复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口号，这些蛊惑人心的活动只会加剧混乱。但纳粹暴徒的冷血袭击成为驱逐法西斯分子的焦点，显然，驱逐法西斯分子不能由国家执行，而只能由学生运动在工人组织的支持下从下而上进行。将其纳入谈判平台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宣传。有趣的是，在谈判中提到这一点时，教育部代表表示，虽然他个人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情，但“这取决于你们”。学联的目的是在学校开展系统的反法西斯运动。但这必须排在组织罢课的后面。尽管如此，现在每所学校都将成立一个四人委员会，成员包括一名秘书、一名财务主管和一名新闻主管，以及一名负责安全的人员。12月17日，这一点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12月4日之后， 学校里的气氛在学联于12月6日星期六在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得到了体现。当有人解释谈判问题时，有人警告谈判委员会不要上当：“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有人建议在圣诞节假期占领所有学校。当有人提出法西斯分子的作用时，一位代表提议成立特别小队，四处杀死纳粹分子！有一点是绝对明确的：再也不会让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青年走上街头，面对法西斯恶霸的刀棍。纲领中提出的其他主要要求包括维护和扩大所有夜校课程。代表工人阶级之学生群体的利益非常重要。此外，“每个学生在双语社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也有权使用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学习”。这是为了反映受压迫民族青年的愿望，对于巩固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巴伦西亚和特别是巴斯克地区的运动非常重要，在那里民族问题的存在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转向工人！从一开始，学校运动就得到了广大阶层的工人们的大力支持，首先是家长和教师。学联认为，将运动与工人组织以及家长和教师协会联系起来非常重要，其中一些协会承诺提供支持甚至资金。他们制作了一份传单，呼吁工人运动团结一致，并分发到每个工厂、工会委员会、工会分会和APA。他们还开设了一个特别账户来接收捐款，并组织了募捐活动。学联手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机器，这是西班牙左翼唯一拥有自己印刷机的倾向。印刷厂的同志们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为17号活动制作了质量极高的宣传品、传单和海报、工会会员卡，甚至还有一张特殊的贴纸，使学联能够迅速制作大量材料，并迅速将其分发到学校。几天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联盟制作了比许多规模更大的组织更多的、质量更高的材料，让所有敌人目瞪口呆。自4号以来，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一切的背后是谁？”有一家报纸非常清楚答案，那就是《国家报》。这家自称“自由主义”、“独立”的日报如今已成为西班牙资产阶级的主要喉舌。毫不奇怪，它与西班牙社会工人党的右翼领导人关系密切。因此，它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活动非常了解，该倾向的公共机构是双周刊《新明朗》，其大部分支持者几年前被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开除。《国家报》总是竭尽全力掩盖和压制有关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和活动的所有信息，不仅是在西班牙，还包括其在英国的同路人。例如，一家据称“自由派”的报纸在伦敦有自己的通讯员，怎么可能发表有关英国工党的文章，却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的确很难，但似乎对于《国家报》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份资产阶级报纸在工会问题上扮演了最恶劣的角色。从一开始，它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敌意。它不遗余力地淡化学联的角色，先是声称这是一场纯粹的“自发”事件，后来又声称运动是由神秘的“自治协调委员会”组织的，而没人听说过这个委员会。最后，当不得不提及学生联合会时，它声称该组织由兰伯特宗派管理，而它完全清楚这些成员极力反对学联，试图用宗派污名来玷污学联。它拒绝甚至以信件的形式刊登学联的免责声明！一些同情的记者（现在有很多）向学联明确表示，媒体已经知道该运动及其领导层的真实面目。然而，在左翼和进步人士中广为流传的《国家报》却顽固地装聋作哑。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的阴谋，《国家报》代表并勾结教育部和政府，破坏学联和在其中扮演主导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右翼和保守派报纸的报道要客观得多。显然，由于许多可能受影响的学生和工人不读这些报纸，因此这并不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最初，保守的天主教日报《Ya》的报道最好，它对工会的活动进行了大致准确的报道。然而，这远远不足以弥补《国家报》造成的损害。话虽如此，《国家报》的读者群主要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也包括高级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它对在中小学生的直接影响要小得多。为了扭转局面，以在宣传战上取得胜利，学联匆忙组建了一个小型新闻部门，尽管工作环境混乱，但该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天发布新闻简报，几乎同样频繁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因此，学联的许多材料确实进入了媒体。地区报纸和广播电台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同志们也获得了好几次电视报道。最终，特别是在12月17日之后，全国日报也进行了广泛报道，甚至《国家报》也进行了报道。宗派的恶劣作用12月9日星期二，学校重新开学后，学联代表立即向教育部施压，要求立即开始谈判。正如预料的那样，教育部试图拖延时间，最后才同意在星期四进行谈判。学联谈判委员会的策略是尽快将事情推向高潮，如果主要要求得不到满足，就退出谈判，并呼吁采取新的行动。学联号召所有学校在周五举行集会，讨论教育部的提议，并投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所有人都知道，学联正准备在17日举行全国大罢课。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接受周四的谈判提议，学联将被视为配合教育部的拖延战术。因此，更有必要继续强调12月17日罢课的想法，并让学生们对此保持关注。教育部重申愿意做出让步，但不会在核心问题上让步。周四深夜，谈判结束。到了星期五早上，马德里许多学校已经自发投票赞成无限期罢课。实际参与人数并不十分明确，但总体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学联是否与运动脱节了？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止一位同志表示，学联应该从星期一开始无限期罢工，至少在马德里。在很短的时间内，马德里学联就召集了周六晚上的全体大会。这是试探青年人情绪的好时机。不幸的是，在集会召开之前，又遇到了另一个障碍。十年前，极左派宗派拥有数以万计的成员，在学生中拥有强大的基础，但如今在西班牙已经沦为可怜的一小撮人，因为他们完全缺乏远见，有着冒险主义政治和组织上的黑帮作风。这些家伙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极力否认其存在的运动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在12月6日之前，他们从未参与过这场运动（事实上他们反对这场运动），现在却试图挤上这趟顺风车。由于缺乏在校学生中的基础，他们歹毒地傍上了协调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原本是罢课的组织者之一，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由学联完成的。协调委员会正式选举了谈判委员会。当时毫无疑问，学联占多数。然而，大家同意在13日星期六上午重新召开协调委员会会议，听取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这次会议挤满了宗派成员，他们来此的唯一目的是扰乱会议进程，攻击学联，最重要的是召回谈判委员会。鉴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同志赞成取消会议。事实上，事态的发展已经使协调委员会变得过时了。学联现在掌控了一切。然而，问题是，由于缺乏经验，新的青年一代并不理解宗派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也不理解为何要取消这次会议。经验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也赞成取消会议，但后来他们确信，为了说服经验不足的青年了解实际情况，也许有必要让他们经历一下。一些同情的记者（现在有很多）向学联明确表示，媒体已经知道该运动及其领导层的真实面目。//图片来源：合理使用在事件中，学联和马克思主义者赢得了所有的争论。但这对于被“欧洲”共产党全力支持的宗派来说影响不大，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分裂。小资产阶级流氓歇斯底里的行为疏远了在场的所有良善分子，而他们对学联的支持却得到了加强。谈判委员会中的一位宗派成员辞职了。他们随后匆忙发布了一份虚假的新闻稿，声称“原谈判委员会全体辞职”。这种歹毒的举动的重要性在日后变得非常明显。相比之下，晚上的集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工会联合会（UGT）出面帮助学生联合会预定了一个大会议厅。尽管天气恶劣，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地方，仍有800多名学生到场。如果是在工作日，人数会多几倍。会议气氛热烈。学联的主要发言人解释了我们的想法。随后，一位又一位发言人上台做了简短的省级报告。少数宗派分子试图混淆视听，攻击学联和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无人理睬。青年们想要讨论斗争！一部分与会者所在学校已经罢课，他们要求提出一项无限期罢工的决议。这一要求被采纳。但经过短暂而激烈的辩论后，三分之二的人投票反对无限期罢工，赞成集中力量于17日。投票结束后，平台明确表示，虽然立场不变，但任何罢工的学校都可以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这场辩论比什么都更能揭示这些年轻人的成熟程度。如何“协调”……分裂！通过他们的活动，宗派分子及其“共产主义”盟友暴露了自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充当政府的傀儡。他们对罢课的成败毫不关心，他们唯一的动机是控制运动，以及对工会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盲目仇恨。他们一如既往的战斗口号是“统治或毁灭！”在这场肮脏的斗争中，他们得到了《国家报》的鼎力相助。该报在发行量巨大的周日版头版刊登了12月4日示威游行的大幅照片，但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新闻”，即马德里协调委员会将于12月16日星期二晚上在大学召开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选举学生运动的“代表”领导层。没有提到星期六的学联大会，也没有提到学联已经选举出代表马德里大多数学校的50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后来（从一位友好的电视记者那里）得知，媒体和电视台被指示不要报道这次大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学联领导迅速制作了一份传单，揭露了此次会议的欺诈行为，并呼吁大学生们按院系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一个真正的委员会，以协调17日与各学校的行动。尽管在《国家报》上进行了大规模免费宣传，但只有3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至少有100人是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被宣传搞得晕头转向，大多以为会议由学联召集！抛开一定数量的困惑和摇摆不定的人，以及后来从反对学联到支持学联（至少在口头上）180度转变的亲莫斯科共产党支持者，剩下大约100-150人。这就是在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共产党在挖空心思、翻遍石头之后，能够团结起来的所有宗派！不用说，这些女士和先生们没有一个人当选。他们仅代表自己。但他们用歇斯底里的情绪和粗暴的流氓行径弥补了人数上的不足。他们试图阻止学联代表发言，然后进行围攻和骚扰。然而，他们的策略再次将健康分子推向学联。他们的传单语气强硬，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但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场可耻的闹剧，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这是关键所在——通过了一项决议，即他们将在第二天的游行中处于领导地位，并组织“平行管理”。在其他几个地区，也突然出现了“协调委员会”。在马德里工业郊区赫塔菲，出现了带有学联徽章的宣传，这是莫雷诺派伪造的，他们试图通过无耻地盗用学联的名义来获利。当学联的一位同志出现在他们的会议上时，他们试图阻止她，直到这引起众怒，年轻人要求她加入。当真相大白后，大多数人感到愤慨，并同意加入真正的学联。毫无疑问，那些采用分裂策略的人是在为政府干肮脏的勾当——在斗争前夕分化并扰乱运动。《国家报》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立场，该报是西班牙大企业的最清醒的代表。《国家报》在周日显著报道了学生运动，为宗派和共产党的会议做广告，而在12月17日早上，当其他报纸都报道罢课新闻时，《国家报》却保持沉默。为破坏者的活动做广告？当然！为罢课事业做宣传？万万不可！民族问题也使局势更加复杂。在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试图破坏罢课，但遭到有力反击。在巴斯克地区，罢课和学联从一开始就遭到以“人民联盟”（“人民联盟“）及其青年组织“继续”（“继续”）为代表的激进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0年来，“人民联盟”在巴斯克青年中的影响力首次受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该组织歇斯底里地做出了反应，其暴力程度令人惊讶，即使以”人民联盟“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为了阻止该运动，“继续”于12月14日星期五就法国引渡埃塔成员的问题号召学校举行总罢课。令“继续”感到懊恼的是，罢课号召以失败告终。他们后来的歇斯底里只能用一个词来解释：恐惧。他们恰恰在自己一向称雄的地方吃了瘪！他们向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在《Egin》日报上，“人民联盟”对学联进行了恶毒攻击，并散布谎言。12月4日的罢课据称（标题用巴斯克语书写）是由“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组织的。学生联合会被描述为与民政长官勾结成立的“警察联盟”（这种语言足以在巴斯克地区让人被枪毙），等等。在12月14日的冒险失败后，“继续”被迫在12月17日呼吁罢课。毫无疑问，他们内部肯定存在矛盾，而且他们的队伍和同情者也承受着压力。但是，罢课号召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他们减少了对学联的谩骂。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罢课纯粹是巴斯克人的事情，与西班牙其他地区无关！但尽管他们威胁恐吓，“人民联盟”和”继续“实际上在自己的地盘上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他们心知肚明！12月17日的罢课12月17日的罢课取得了巨大成功。绝大多数公立学校都百分百响应了罢课。马德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巴塞罗那的情况也是如此——仅一个城市就有26万人响应。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周围的红色地带非常稳固：萨瓦德尔、赫罗纳、莱里达、塔拉戈纳、雷乌斯和加泰罗尼亚的许多村庄都达到了100%响应。在塔拉戈纳，甚至劳动大学也举行了罢课。学联发展突飞猛进。在塔拉戈纳，所有学校都成立了团体。而10天前，还没有任何团体。50，000人在巴塞罗那街头游行；4，500人在塔拉戈纳游行——这是该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由于这场运动，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Generalitat）同意与学生代表进行谈判。在巴伦西亚，全省上下团结一致。50，000人参加了游行。阿利坎特和穆尔西亚的参与率均为100%；不仅卡塔赫纳，许多村庄也参与其中：穆拉、富恩特阿拉莫、卡拉瓦卡等。整个安达卢西亚都参与其中。官方电视台也承认参与率为“80-85%”。在马拉加，校方采取了临时措施，提前举行考试。但无济于事。考试结束后，学生们立即罢课。格拉纳达和莫特里尔也发生了罢课和游行。塞维利亚的罢课率达到100%，部分大学也停课。15000人举着学生联合会的旗帜游行。莫龙、卡莫纳、阿尔卡拉等偏远村庄的罢课率也达到100%。工人委员会和UGT教师联合会也出面支持。整个加利西亚都站了出来：费罗尔、维戈、拉科鲁尼亚。在维戈，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参加了1500人的示威活动。费罗尔的学生前往造船厂寻求支持，并获得了捐款。工人委员会、两个民族主义工会（INTG和CXTG）以及费罗尔租户协会也提供了支持。那些没有参加12月4日罢课的地区现在全力投入斗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100%参与，在希洪（由一个有影响力的宗派组成的协调委员会组织）和阿维莱斯举行了罢课和示威活动，在阿维莱斯地区，学联组织了10，000人示威，并组织了4，000人的游行——这是这个重要的钢铁城市的历史记录。在矿区，纳隆煤田的学校完全停课。桑坦德地区全面罢课。萨拉戈萨再次表现出色，在学联的领导下，20000人参加罢课和游行。但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媒体承认，整个阿拉贡地区都参加了罢课（据电视台报道，全省只有一所学校在上课）。韦斯卡、特鲁埃尔、安道尔和许多其他村庄也加入了罢课。在巴斯克地区，尽管在最初阶段遭到“人民联盟”和“继续”的破坏，但罢课还是全面展开。在维多利亚（阿拉瓦），3000人在学联的旗帜下示威游行，对“继续”是一个打击。在纳瓦拉，不仅潘普洛纳，而且所有其他城镇的罢工率也达到了100%：图德拉、埃斯特利亚、塔法利亚，潘普洛纳有5000人参加游行，图德拉有1000人参加游行，为这个小镇创造了另一个纪录。阿拉瓦的同志们仅凭一个电话就号召了吉普斯夸的学校。德瓦工业村100%参加了游行。然而，即使在罢工期间，“人民联盟“和“继续”仍在继续对学联进行诋毁。比斯开（首府：毕尔巴鄂）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者在巴拉卡多召开会议。毫无疑问，会议将吸引大量与会者。因此，“继续”在同一时间在毕尔巴鄂召集了一次示威活动。结果只有50人参加了学联的会议。因此，同志们决定参加毕尔巴鄂的示威游行才是正确的做法。激进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和宗派主义者再次表明，他们丝毫不关心推进斗争，只关心控制运动，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消灭一切反对者。鉴于这些人的粗暴和挑衅态度，学联的50多名支持者参加示威需要很大的勇气。在活动中，他们受到了谩骂。贾雷的支持者和他们的兰伯特主义同伙使用扩音器，对所谓的“亲西班牙学联”进行流氓诽谤和造谣，并声称该联盟“由警方资助”等等。兰伯特主义者撕毁了学联的旗帜，并试图攻击那些举着旗帜的人。最后，当学联发言人试图发言时，他们对他进行了殴打。然而，同志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走到示威队伍的另一端，成功地向人群发表了演讲，并得到了年轻人的热烈响应。马德里示威在马德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前一天晚上召开会议，组织管理员。200名青年参加了简报会。会议制定了战术，并向管理员发放了学联臂章和沉重的木棒，木棒顶部贴有海报，主要起装饰作用。每个管理员都被要求带领自己学校的一组人，组成强大的防御力量。此外，还决定邀请UGT和CCOO的总书记尼古拉斯·雷东多和马塞利诺·卡马乔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此举有三个目的：首先，作为进一步推动学联将学生与工人组织联系起来的活动，呼吁上层和底层团结一致。第二，作为应对警察攻击的额外保障。最后，可能从两个工会或其中一个工会获得额外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员。我们努力从至少一家罢工工厂招募工人担任管理员。但由于时间紧迫，工作压力沉重，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取得成果。UGT提出愿意提供管理员。但他们的到来太迟，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因此，管理员完全由马克思主义倾向组织的14-18岁的年轻人担任。这些年轻的管理员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成百上千地提前到达，占据了示威活动开始地点周围的各个战略要地。学联提供了几辆配备大功率扩音器的汽车，并租用了对讲机，供管理员在示威活动边缘巡逻，并在必要时发出警报。随后，工作人员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形成了一个“铁环”，将示威队伍的前部整个包围起来，并下令禁止任何人进出。有几名记者试图试探一下，结果肋骨受伤。随着出发时间临近，已经有数万人手持来自许多学校的横幅到场，突然出现了一场如同人浪般的场面，大量年轻人仿佛凭空出现。无法计算到场人数，但数字从10万到15万不等。学联最终声称有12万人，这很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字。之前的示威活动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但要是想袭击这次示威，那必然需要一个浑身是胆的法西斯。管理员的总数多达1000人。在示威活动的任何时候，只要警报响起，就会听到一阵口哨声，200名年轻人会像灰狗一样冲向现场，他们高举着木棍（没有任何装饰）。许多学生都带着自制的临时防身武器，组成了一个相当可怕的武器库。一些法西斯分子确实冒险靠得太近，用托洛茨基的名言来说，他们只能“和人行道打交道”。其中一人被发现在手里拿着自制钉子炸弹。他被抓住，被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在医院里度过了这一天。相比之下，没有一名示威者受伤。警方保持了谨慎的距离。主要问题不是来自法西斯分子，而是来自协调委员会的宗派流氓。在示威活动开始前五分钟，大约一百名女士和先生成功地将自己安置在示威活动第一道防线的前面。这种无赖行为让组织者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毫无疑问，学联有足够的力量将他们赶走。然而，这并非易事。他们并非单独行动，而是显然招募了一群无赖分子，这些人可能来自最贫困的地区，并承诺会大打出手。这些无赖携带了装满铁棍的袋子、强力钢制弹弓和类似工具。这些宗派成员情绪激动，显然是在找麻烦。驱逐这些人无疑意味着游行一开始就要发生严重的街头冲突，双方都会有人受伤。但最严重的问题是，有15万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一场血腥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恐慌和混乱。这无疑会成为警方干预的借口，他们为了恢复“秩序”而介入其中。示威活动可能还没开始就被打散了。换句话说，这些宗派的行为就像典型的警方特工密探。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被法西斯分子或警方渗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唯一目的是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者决定不冒险对抗，而是在示威结束后谴责“协调委员会”的挑衅行为。尽管这些因素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但示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示威者数量众多，马德里市中心教育部附近地区完全陷入瘫痪。协调委员会试图通过派出一个所谓的“谈判委员会”与教育部交涉来超越工会。但这只是给了教育部一个借口，声称存在“代表问题”，因此不再进行谈判，而只是进行“探索性会谈”。然而，实际上随后的谈判是由学联的谈判委员会进行的。学联谈判委员会再次从该部出来，学联宣布示威活动结束。绝大多数学生散去。然而，聚集在协调委员会周围的成员留下来继续挑衅，设置路障，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在这里，几乎可以肯定有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参与其中。警方因此进行了反击，打伤了几个人，其中一人最终陷入昏迷。第二天，除了《Ya》（头版刊登了示威活动的照片，标题为“200万学生反对马拉瓦尔”（教育部长））以外，其他媒体只刊登了示威结束后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照片。12月17日之后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和复杂因素，但总罢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以上数据只能部分反映运动的范围。《Ya》承认有200万人参加罢课。考虑到一些地区其他部门（如大学）也参加了罢课，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比马德里、巴塞罗那、萨拉戈萨等地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甚至影响了最落后省份中最小的村庄：萨莫拉、阿维拉、昆卡、托莱多、索里亚、阿尔赫西拉斯都卷入了斗争。这些新地区无一例外地期待学联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将提供大量未经改革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玷污的、充满活力的青年。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和复杂因素，但总罢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图片来源：合理使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场运动已经迫使政府做出了让步。罢工第二天，部长就上了电视，承诺进行一系列改进：包括将所有学生补助金提高25%。它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反对派要求进行议会辩论，并要求负责的部长出席。它震撼了所有的政治组织，并对工会产生了影响。UGT联邦委员会经过四小时的讨论，最终决定发出支持信息，并派出两名成员参加游行（尼古拉斯·雷东多（Nicolas Redondo）有“事先约定”），而卡马乔（Camacho）代表CCOO出席。协调委员会的举动给卡马乔带来了难题，他起初与他们一起游行，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跟在学联旗帜后面游行。UGT的代表们留在了学联。另一方面，“欧洲”共产党的总书记杰拉多·伊格莱西亚斯（Gerado Iglesias）和青年社会主义者（JJ.SS）总书记哈维尔·德·帕斯（Javier de Paz）留在了协调委员会。当被问及为什么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极左分子组成的协调委员会一起游行而不是与学联一起游行时，他回答道：“因为学联的背后有一个团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它。”这是所有这些人的潜在恐惧：“工会背后的团体”——以新明朗及其青年团体JPS（社会主义青年）为代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倾向。该运动成功地分裂了JJ.SS，或者说，是1970年代中期和后期大规模清党后剩下的极少数人。甚至在12月4日之前，JJ.SS的官僚机构就向所有成员发出通知，禁止他们支持学联或罢课。这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在萨拉戈萨，JJ.SS官僚试图禁止JJ.SS支持罢课，此举成功地推动了学联和马克思主义倾向背后的最佳元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巴斯克地区。在阿拉瓦，JJ.SS支持罢课而被开除出党！在巴利亚多利德，JJ.SS的总书记与学联以及一个因对北约的立场而于早前离开JJ.SS的小组取得了联系。罢课的影响在斯大林主义阵营中也产生了巨大反响。欧洲共产党的“官方”青年分部不顾工人委员会和至少部分更明智的政党领导人的建议，选择支持“协调委员会”，并像宗派一样对学联发动了一场恶毒而歇斯底里的运动。通过此举，他们在学校中实际上已经自绝于政治。过去，斯大林主义者无疑会立即加入学联并接管它。但几十年的改革主义堕落意味着，现在的UJCE（青年共产主义者）在组成上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无所知，完全无法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成功地劫持了青年社会主义者，给西班牙革命的命运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这些小资产阶级无知者首先对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过程一无所知。他们在12月4日之前坚决否认青年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因此对事件完全措手不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大学中的宗派团体几乎完全相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理解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性——由于在斗争中的角色，学生联合会被普遍视为“官方”组织——因此他们仍然置身事外。然而，即使他们加入，也很难取得什么进展。鉴于马克思主义倾向在学联领导层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而普通UJCE成员的政治水平又极低，他们最终会失去人心，而不是赢得人心。因此，他们的一些方法反映了他们的宗派主义疯狂。亲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青年组织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该组织最初对学联的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起初，这些成员反对学联，但当他们看到学联获得支持时，态度就发生了转变。12月17日之后，他们与学生联合会领导层进行了讨论。学联应该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对“协调委员会”的不同成员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从一开始，力量对比就很不明确。这必须在斗争过程中才能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生会领导层中处于“孤立”状态。从法西斯主义者到极左派的所有其他政治倾向在12月4日之后团结起来，在12月17日之后更是如此，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学联。诚然，学联成功地团结了在行动上压倒性的大批学生。然而，其结构仍然薄弱，组织本身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在许多省份，它并不存在。大学是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从表面上看，其他团体的力量加起来比马克思主义者还大。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稍微知道如何工作，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复杂因素。因此，如何接近这些团体的问题在12月17日之后的战术讨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马德里协调委员会的流氓分裂战术排除了公开和诚实的合作可能性。宗派扮演了特别恶毒的角色，他们最大的执念就是歇斯底里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联。“官方”的UJCE和JJ.SS盲目地追随宗派的疯狂。然而，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亲莫斯科的青年组织可能受到对运动更有“感觉”的成年政党领导人的怂恿，试图与其他组织保持距离，并采取 “中间” 立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旨在分裂敌营，不断试图将斯大林主义者（如有可能）、将青年社会主义者从其他派别中拉出来，孤立那些毫无意义的宗派主义者。根据这些策略，学联领导人立即接受了亲莫斯科斯大林主义青年的提议，并进行了讨论。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式策略。如果其他团体愿意进行真诚的合作，同意联合力量采取具体行动并支持建立学联（例如在大学和加泰罗尼亚），这对运动的团结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是根本性的考虑。政治分歧可以通过健康的内部辩论来解决，这将使全体成员受益。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准备讨论在组织层面做出某些让步的可能性，以促进这些同志加入学联。然而，由于斯大林主义“强硬派”歹毒的操纵，所有这些计划都化为泡影，事实证明，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比“欧洲”同行高明多少。1986年12月20日“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